中西文化融合与湖南近代人才群起 |
［作者：郭 辉 东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1989年3月
更新时间：2006-10-30 文章录入：hnmrw1］ |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经历过先器用，后制度，再思想文化的三次交汇与融合，与此相应，湖南近代以来出现了三次人才群起的局面。分析中西文化融合与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起的奇特现象，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时间序列，看思想的剧烈跳动和观念的不断演进，追踪思想文化发展更替的历史痕迹，进而把握思想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逻辑和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对于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并建立中华民族富有生命力的新文化体系，同时造就熔世界文明精华于一炉的一代新人，都只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个奇特人才现象——近代中西文化三次融合与湖南的三次人才群起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武力胁迫和比军舰大炮更有威力的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的冲击下，使以“中央大国”自居的中华民族在自我陶醉的幻梦中惊醒，开始了曲折坎坷地向近代化迈进的艰难历程。近代的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的融合经历了先器用，后制度，再思想文化的三步曲，由一系列激烈的中西文化汇流与论战，掀开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篇章。先是知器械不足，搞了洋务运动；再是知政治体制不足，搞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接着是知思想文化不足，搞了新文化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使二千年来的封建帝制顷刻覆灭。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领导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三次中西文化融合的同时，湖南出现了三次人才群起的局面。一是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时期，在全国出现了“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二是以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以守旧闻天下”的湖南成了最有生气的省份；三是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籍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杰出人才灿若群星。从1840年到1919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各种知名人物1238人中，湖南为116人，占9.4%，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二位；在著名的761位历史名人中，湖南为83人，占10.9%，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涌现了一大批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叱咤风云的军事家和蜚声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艺术家。在人才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简介》一书中列举的495名党史人物中，湖南有89人，占18%，其中党的杰出领导人和创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有13人，占48%；在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有73人。
开放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使湖南成为中西文化融合的场所，是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起的根本原因
湖南北阻大湖，东南西三面环山，早期的湖南，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等沿海地区很少往来，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文化不发达的地方，遂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很不容易接受外界思想的影响，由于落后、保守和闭塞，封建主义在这里比沿海省份有着更深的基础。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华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湖南成了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要冲，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和湖南首当其冲，湖南落后与闭塞的局面被打破了，并成了新旧斗争最尖锐的地方。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爆发，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原来被顽固派看作“安静世界”的湖南，成了最富朝气的省份，“五四”运动后，湖南又成了新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这种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和开放的社会环境，使湖南成为有利于中西文化汇流的场所，而且为产生这个时期中西文化融合的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第一阶段：洋务运动时期。洋务运动始于林则徐、魏源(湖南邵阳人)，行于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李鸿章、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张之洞以及他们的幕僚们。鸦片战争的失败，社会危机感诱发了思想家的理论兴趣和实践家面对现实的上下求索。民族危机使文化革新崭露生机，著名思想家魏源一反晚清士大夫脱离实际、埋头故纸堆的学风，倡导变法图强的经世致用之学和文化革新思想，走今文经学与近代西学相结合的道路。他变龚自珍破坏性的批判思想为建设性的救时主张，变林则徐忠君爱国的攘夷为吸收性的师夷和主动性的攻夷，启迪了一代人为中国的富强而奋斗。
由理学家逐步演变为洋务运动创始人的曾国藩，提出了“师夷智”的主张和比较全面、完整地表达洋务派的思想政治路线，发起了一场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建铁路、造轮船、开矿山、制机器等等。
在了解西方的过程中，近代湖南人在国内也是走在前列的。进步思想家、爱国外交家郭嵩焘“为保邦制治以自立于不败”投入了向西方学习的潮流，1876年负着屈辱的使命走出国门到英国，成为我国第一个驻外使节。爱国外交家曾纪泽1878年出使英法，1880年兼驻俄公使，广泛留意当地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直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寻求富国强民之术。
第二个阶段：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时期。甲午之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表明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中国变得富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腐朽的封建专制政治，中国要富强非变法不可，应把原来重点学习西方器用文化转到制度文化上来，致力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各项制度的更新。此时，谭嗣同、唐才常等都大声疾呼中国应变法图强，康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国家。戊戌维新时期，经过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努力，湖南发生了显著变化，连当时的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与徐仁铸等地方官吏，都成了举办新政的代表人物，尽管新政遭到了叶德辉、王先谦等顽固派的激烈反对，但到1898年春，比北京、上海后起的湖南维新运动，却成了全国新政最出色最富朝气的省份。曾经说过“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的梁启超，这时赞扬湖南“全省风气大开”，“人人皆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辛亥革命中涌现的杰出人才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无一不是受到此一时期的影响和激励脱颖而出的。
第三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文化的交往，中国人对西方有了更新的认识，东西文化之争出现了新的格局。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下，一场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大量的国外政治学说和学术思想被引进到国内，其中以马列主义的影响最甚。
“五四”运动的洗礼，使闭锁的洞庭湖闸门开动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涌进了湖南，马列主义磅礴于湘江两岸。1920年秋天以后，《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联合教育界、新闻界知名人士组织的长沙文化书社应运而生，书社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大力推销各地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新书刊，为人们提供研究新文化的材料，成了湖南人民的精神粮站。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与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这些向西方学习的先进分子相比，在文化选择上具有更高的视野，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和吸收，成功地利用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还作了符合中国国情又不失中国文化特色的理论发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相融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指引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化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结合体，这种结合的最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文化交融启示录
1.文化的交流融合，是社会繁荣和人才成长的重要条件。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伟大的民族都要吸收外来文化，内外文化交流融合，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欧洲历史上三次文化大融合，世界科技史上三次大革命，中国古代哲学的四次大综合，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多种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中华民族先后同化和融合了许多种族的文化因素，才形成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先哲们，打破近百年的沉寂，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引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被人民群众所掌握，中国的面貌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近代湖南的志士仁人和革命先驱，勇敢地走向世界，并使中西文化进行了三次大融合，才一改过去湖南保守、落后的面貌，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与此对应，凡是文化开放的时代，都是人才群起的峰值时代，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造就了一批批杰出人物崛起于中华大地。
世界如同一个大村落，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分离隔绝的壁垒和用现成哲学结论作为精神围墙，已阻挡不住不同文化的交流，各种文化迅速而广泛地交流融合，是大势所趋，思想文化的流动、碰撞、比较、交流、融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任何以封闭方式捍卫传统文化不变的企图，都是无济于事的。按照文化交流的规律，较为低级形态的落后文化一定要向高级的先进文化看齐。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被开除“球籍”，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要奔腾不息而不干枯，就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不仅要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还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既要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并下决心赶上去，又要去掉自卑感，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2.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兼收并蓄，才能造就大家巨匠。
先秦诸子学派是在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又互相诘难中发展起来的。墨子学儒者之业，庄子推重儒术，韩非的思想更与儒家有承继关系。儒家思想与其他学派也有相通之处。儒家讲仁爱，墨子讲兼爱，儒家讲天命，墨子则讲天志；老子讲道法自然，儒家教导人们听天由命。朱熹继承了儒家思想，也吸收了禅宗、华严宗的思想，才成了宋代理学大师。向西方学习的首创者魏源，集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长期致于经世致用之学，又较多地接触了外国文化，才成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曾国藩对儒学各门各派兼收并蓄，对诸子百家亦兼师并用，成为集中国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在近代史上才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从国际战略环境和未来发展趋势看，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性的文化开放与汇流，使培养熔世界文明精华于一炉，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一代新人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见的“能够全面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的“全新的人”将会在地球上出观，一些发达国家把培养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通才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这种通才应具有哲学家的思维、战略家的眼光、政治家的气魄、经济学家的头脑、军事家的果断、外交家的风度、教育家的耐心和艺术家的想象。时代呼唤着通才，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家巨匠，只有兼收并蓄，贯通今古，融合中西，才能培养造就新一代的大家巨匠。
3.不尚空谈，注重实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上，湖南学术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经世致用之学，还注重修身之道，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去学习、修养和奋斗。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不是停留在书斋里咬文嚼字，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参加实际斗争。今天，在我们学习外国时，亦应注重实践，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知哪些可学哪些不可学，才能做到扬长弃短，使我们的民族牢牢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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