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古色湖南的源头笼罩在楚文化瑰丽的光影之中。湖南，在远远的历史深处，闪烁着成束成片的文明晨曦，亮丽着中国历史的天空
湖南在周代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所以学术界将这段时间相关地域的文化称为“荆楚文化”或“楚文化”。在当时，“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西蜀，东裹郯淮”。可见，楚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完整而独具特色的文化圈，其地域范围远远超过了今日的“三湘四水”。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屈原以及《离骚》等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出现，正是源于由原始神话、图腾崇拜、历史传说等等交织而成的源远流长的楚文化。
作为战国时期的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文化成就，既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也是楚文化的自豪。《九歌》、《天问》、《离骚》、《招魂》等，正是在充满浪漫神话传说的楚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可以说，屈原是楚文化的代表和标志，从屈原身上，反映着楚文化的主要形态----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神奇幻想等特色。
屈原的创作，从我国古代神话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继承了楚国民歌的优秀传统，从形式上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体为主的限制，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灵活多变的新型文学体裁----骚体赋，从而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上掀起了一场大革命。屈原的作品，以独具风采的楚声、楚语和活泼恣肆的体式、风韵，为千古文坛留下了绝唱。
在屈原自沉汨罗江之后100多年，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因贬谪来到湖南，为古色湖南增添了异彩。这个人就是西汉的贾谊。
贾谊年轻时才华横溢，见解独到，显示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他不但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写过《过秦论》等很有名的政论文，而且是一名杰出的辞赋家。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贾谊在长沙期间写下的著名的《吊屈原赋》、《鹏鸟赋》等，就是其代表作。其中，《鹏鸟赋》是我国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也是汉代第一篇散体赋，它预示着一种新赋体的产生。
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屈原与贾谊合并列传之后，历代士人，特别是湖南士人，对他们充满了无限的同情；而屈贾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士人。直到“五四”时期，一些先进青年仍以能生长在屈原贾谊的“伤心之地”而自豪。1918年，青年毛泽东在他的诗中就写道：“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从整体上看，湖南历史上的人才群体产生于唐代。晚清经学家皮锡瑞曾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欧阳原功，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昌诸人，●●始盛。”
长沙和尚怀素既是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之一。他自幼出家，住在永州绿天庵，经禅之余，颇好翰墨。因贫穷无纸，就将庵边芭蕉树叶晒干铺平练字，将写秃的笔埋起来，形成“笔冢”。怀素初临王羲之等书法名家的草字帖，后赴长安，得当时书法名家张旭弟子鸟彤和颜真卿的传授，经长期苦练终于形成自己的风格。其草书如骤雨旋风，字字飞动，宛若有神。其传世作品有《自叙帖》、《千字文》、《苦笋帖》、《四十二章经》、《绿天庵记》等。李白曾写诗称赞：“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山中兔。”
在唐代，同样值得在书法史上大书一笔的还有长沙人欧阳询。他也被誉为我国书法史上第一大楷书家，其书法世称“欧体”。欧阳询初效王羲之书作，但在继承王羲之传统上又有创新。宋代有人评价他的书法：“纤浓得体，刚劲不挠，有正人执法，而折廷争之风；至其点画工妙，意态精密，无以尚也。”
欧阳询书法虽在各体上都有造诣，却以正书为书家圭臬。《宣和书谱》称其正书为“翰墨之冠”。其书法作品除《卜商帖》、《张翰帖》等墨迹外，传世碑刻有《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虞恭公温彦博碑》等，均系书法艺术中之精品。欧阳询一生勤耕翰墨，凝成《书论》数篇，著有《传授诀》、《用笔论》、《八诀》（也称《八法》）、《三十六法》等。其中《三十六法》是我国书法美学理论中极为宝贵的遗产。
当历史进入宋代，随着文化重心的逐渐南移和儒学地域化的出现，湖湘之地出现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学者群体和学术派别。这就是“湘学”和“湖湘学派”。
学术史上论述湘学者大多认定，周敦颐所创濂学为湘学的创始。其实，周敦颐所创濂学不仅是湘学之首，也是宋代道学的开山。他也因此被尊为“道学宗主”。
周敦颐，学者称濂溪先生，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对于湖湘文化来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正像他的《太极图说》、《通书》象征着理学的兴起一样，他作为一个文化成就卓越的湖南人，也象征着湖湘文化的兴起。因此，后来许多学人在论述湖南的地域文化时，常常将屈原、周敦颐并举。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之所以受到朱熹等理学家的极度推崇，就在于它首次为儒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论体系，使儒家伦理的“人道”，得以纳入到一个宇宙论体系的“天道”中去。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学术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在孔孟之后儒家之道不得而传的情况下，复兴了儒学、承接了道统；第二，发明了“无极”、“太极”的宇宙论，沟通了日用常行与天道性命的联系。
湖湘学派是湘学史上学术有深度、历史影响大的重要学派。但有意思的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均不是湖南人----胡安国、胡宏父子是福建人，张◆是四川人。由于他们的主要学术活动、教育活动均在湖南，所以，历史上称他们创立的学派为湖湘学派或湖南学派。
湖湘学派的开创者是胡安国，他是宋代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后隐居湖南衡山一带，完成其代表著作《春秋传》，并创办书堂讲学，由此而创立湖湘学派。胡安国《春秋传》既是湖湘学派的代表著作，也是理学家治《春秋》学的代表著作，其中包含着重要的理学思想。
胡氏家学中学术成就最高的学者，首推季子胡宏。他长期隐居南岳研究、传播理学，其主要著作有《知言》、《五峰集》和《皇王大卷》。他在这些著作中深入探讨了理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体系等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为湖湘学派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他也因此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
胡宏去世后，张◆继承了湖湘学统，并使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因此而成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是四川人，从学胡宏，深受器重。1165年，张◆主教岳麓书院，并撰写《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他确立了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要求“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也”，使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学术大本营，成为全国理学思潮发展的基地。
自从周敦颐开创宋明理学以来，湖南一跃而成为理学重镇，被学者们称为“理学之邦”。从开创理学到总结理学的数百年间，湖南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名人，而且大多是理学家----除了开创宋明理学的周敦颐是湖南人外，总结宋明理学的王船山也是湖南人。
王船山，名夫之，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被称为船山先生。王夫之早年求学及中晚年治学均在湖南，是湘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作为明清之际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王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王夫之的学问博大精深，广泛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政治、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王夫之隐居治学，潜心著述，留下著作100多种、400余卷、800余万字。他所思考、反思的领域涉及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他认为要总结教训、拯救时弊，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思想文化的支柱----道的问题，使那被玄虚化的形而上之道重新回归到具体的、现实的世界中来。
王夫之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崇实黜虚，他不仅在天道论、人道论方面均归之于“诚”的实有，同时在历史观方面，也通过理与势的统一，从而使得那脱离并凌驾于客观历史进程之上的“道”，能够回归于实际发生的历史进程本身。
王夫之在湘学系统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南宋湖湘学派所开创的学术传统，建立了一个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规模宏大的思想体系；下启近代湘学，对近代湖南各个人才群体、思想家、学者、政治家等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王夫之也成为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重要中介人物。
历史进入晚清后，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湘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也是应对历史变迁而变革中华学术文化的产物。魏源、曾国藩等就是这一时期相继出现的代表人物。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近代著名思想家，与龚自珍并称“龚魏”。魏源为学倡经世致用，对后世影响深远。魏源生活在西学东渐的晚清时代，西方的船坚炮利给了中国士大夫们惨痛的教训，他很快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放眼看世界、倡导对外开放的先进人物。
魏源对“器”、“技”等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作了充分的肯定，并大力倡导学习、引进这些“器”、“技”。为了让中国能够更多地了解世界、更新观念，魏源编有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他在该书的《叙》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率先倡导学习西方文化。魏源强调了“道”的社会功利性，他倡导“师夷长技”，也是以功用为价值标准而作的取舍，从而打破了僵化保守的“夷夏之防”。
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古色湖南的一个转折点。在此前后，湖南出现了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在长期科举考试中居于末流的湖南人才也出现了某些振兴的气象，但从真正意义上看，湖南人才真正出现勃兴局面并形成庞大群体，一改往日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的旧观，则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兴起为标志。
湘军的兴起，被人称为晚清的一大奇迹，它对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历史地看，湘军的兴起是湖南当时经济状况、阶级结构和学术风格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湖湘文化积淀了一种深厚的经世致用的传统。
当清代乾嘉年间考据之风大炽的时候，这一学术传统也未能受到动摇，反而在随后的陶澍、贺长龄、贺希龄、魏源、汤鹏等湘籍经世派人物的倡导和弘扬下，变得更加坚固。在这种文化传统熏陶下的士子，关心国脉与民瘼，有着极强的政治参与意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江忠源、彭玉麟、刘蓉、罗泽南等均受过经世之学的影响，一贯致力于探求治国平天下的切实之学。
因此，在湘军兴起前，湖南便已形成了一个政治倾向和学术作风基本一致的封建士大夫群体。正是这一群体，构成了后来湘军的官佐基础。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利益关系，他们互为倚仗和声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历千百险而不挫屈，群体势力日渐壮大和膨胀，给世人留下了“惟楚有材”、“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的印象。
曾国藩作为理学经世派，其不同于一般理学家之处在于，他并不热衷于理气有无的抽象思辨，而是力图将儒家之道的价值信仰落实到治国、治军、洋务等现实的经世活动中。他能在碌碌的日常行政、军务之中，孜孜不倦地保持着对儒家的价值关怀和人格修养，故而受到后人的尊敬。
放眼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历史，湖南曾经连续出现过好几次人才群体兴起的盛况。而人才涌现得如此之多，并且作为一个群体对中国历史进步所发挥的推进作用表现得如此突出而言，首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戊戌、辛亥时期。具体来说，这一数量众多，成就杰出，影响深远的人才群体，又分为以谭嗣同为核心的维新人才群和以黄兴为核心的革命人才群。
维新人才群包括以谭嗣同为中心的年轻士人群和以巡抚陈宝箴为中心的地方大员以及上层士绅群。湖南之所以能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谭嗣同、唐才常等年轻士子的呼号力行之功固然有目共睹，但陈宝箴、黄遵宪、熊希龄等地方大吏和上层士绅的支持与参与之功也不可抹杀。
以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鼎等激进的年轻士子是理所当然的左翼。他们的旗帜是谭嗣同。在久负盛名的《仁学》一书中，谭嗣同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变法思想，而其核心则是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和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思想。这在当时来说，实属石破天惊。同时，谭嗣同的革命理论，不仅仅是停留在对清政府罪恶的揭露，而是从革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方面作了切实可行的分析。所以，日后的革命者无不对谭嗣同抱有无限的敬意。陈天华即称谭氏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
陈宝箴、徐仁铸、江标、黄遵宪等地方大吏，可算湖南维新运动人才的右翼。这些地方大吏虽然人数不多，而且他们仍是封建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僚，其心灵深处仍然是传统意识占据统治地位，甚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也表现出对顽固派的妥协，但在特别注重地位资历的背景下，他们的一言一行颇具影响力。湖南维新运动要是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参与，绝不可能形成在全国最富朝气的盛况。
以熊希龄、皮锡瑞、欧阳中鹄等为代表的湖南上层士绅，当属于湖南戊戌人才群的中派。虽然，他们多属未具官职的非实权派人物，但他们在民族危机的驱使下大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变革维新的精神，因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有为左翼势力助威扬旗之功。倘若没有这些地方士绅的支持，湖南的维新运动也很难掀起大的声势。
可以说，从戊戌变法的酝酿到发动到失败，湖南志士几乎无处不留有他们深深的足迹。虽然戊戌变法不过是“百日维新”，但他们对于瓦解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对于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对于推动中国朝向现代化的迈进，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注:文中的“●”为“”； 文中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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