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是晚清社会重大的历史现象，对湖南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构成湖南近代史辉煌的一面。湘军与湖湘文化又是相互联系和密不可分的。湘军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产物；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传统的弘扬与光大，堪称湖湘文化重要发展阶段；湘军深远的影响又成为弘扬湖湘文化的动力，构成湖湘文化发扬光大的内在机制。

　　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湘军之兴，乃是湖湘文化的深厚土壤的产物。特别是嘉道之际兴起的湖湘学风，成为培养湖南经世派士人群体亦即湘军将领群体的文化机制。

　　清代的汉、宋之学，经过乾、嘉时期的鼎盛发展之后，渐露其繁琐与空疏的弊端，同时嘉庆以后清朝的统治也由盛转衰，出现了种种的社会危机。学术自身的嬗变与社会的转型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以适应新的时代。因而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崛起的新的学术思潮。经世致用之学在学术渊源上，是对清初顾炎武、王船山等人“通经致用”的汉学本原的回归。它的基本特征是反对治经的繁琐零碎和空疏无物，主张治学当为国计民生，为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也就是要致用。这一种学术倾向，可以说是湘籍学人倡导并执其牛耳的。尤以安化陶子霖、益阳汤海秋、善化贺耦耕、贺冠湖和邵阳魏默深以及善化唐镜海为巨擘，从而导引出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的兴起。

　　陶澍，字子霖，“少负经世志”，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在任时得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的协助，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漕运、改革盐政、兴修水利的工作，颇负时誉，为经世之学的先行者。

　　汤鹏，字海秋，年轻时即“意气卓厉，谓天下无不可为者”（注：钱基博：《近百年湖湘学风》，第6页。），然因“勇言事”， 得罪权贵，仕途不顺，乃发愤作《浮邱子》一书，指陈利病，探讨国事，表达经世的抱负。

　　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也是嘉、道间著名的经世学者。长龄历任南昌知府、广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于经世之学切究之，尝与曾国藩探讨经世之学。任江苏布政使时，主持编辑120 卷的《皇朝经世文编》，收录清初至道光间的经世之文，倡导经世学风。熙龄做过学政，但以主持城南书院为业，“造士甚众”，左宗棠即为门生之一。与乃兄长龄一样，他提倡“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时有“二贺”之称。

　　魏源乃嘉道间湖南经世学者中最具理论色彩的人物，他也参与过《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主张有利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他批评汉宋之学繁琐空疏和脱离实际，于“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清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注：《魏源集》上册，第36页。），“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注：《魏源集》上册，第24页。）。因此他认为治经只要通晓大义，“止以经文汇观”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读书治经的目的在于治世，在于致用。

　　唐鉴也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湘籍学者，虽然他的主要学术倾向是治理学，但他生当嘉道之际的学术流变和社会转型的时期，这于他的学术不能不发生影响。这就是他治理学，并非完全空谈性命，而是强调“守道救时”、“取笃实践”，具有一定的经世的色彩。他曾与曾国藩探讨学问，论经世之学，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理之中。”又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注：《求阙斋日记类
钞》卷上，页1。 ）这就在宋学之中揉合了经世的内容，反映出新的时代特色。这一治学倾向对早年曾国藩颇有影响。

　　上述这一批湖南学者，都是生活在嘉、道之际的社会大变动的前夕，清朝的由盛而衰，西方势力的东来，使得他们不得不从汉宋之学的繁琐与空疏中解脱出来，探求能挽救危机的经世之学，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改革方案，如改革漕政、盐政，抑制兼并、流民，乃至杜绝白银外流、西力东渐的种种方法。因此，这是一批学术旨趣相同、政治倾向较为一致，同时又互为师友、互为乡籍、互为同事的湖湘学人，也可以视为一个学术群体。他们的共同学术特征和群体联系，对湖湘士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湖南学术予以深远的影响，实则是湖湘学风形成的标志。可以说，反对烦琐空疏的汉宋之学，主张社会改革，反对西方的侵略，是以汤鹏、魏源等为代表的古近之交的湖南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特征和内容，也可以说是近代湖湘学风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湖湘学风的形成，为近代湖南学术和人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一种人文荟萃的社会和文化氛围，湘军正是这种背景中崛起的。

湘军的崛起乃是以曾国藩为中心的一批湖南经世派士人为挽救封建末世、中兴王朝、实现经邦治国的宏愿而特起乡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湘军人物的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改革政治的经世之志，正是嘉道之际湖南经世学风的自然沿续，也是他们开创的湖湘学风的濡染的结果。就直接的学术渊源而论，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师承关系。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刘蓉、李续宾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曾国藩直接师事唐鉴，学术较多理学色彩，但他同样具有经世致用的精神，讲求经世之学。对汉宋之争，他颇不为意，表示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上，页1。）， 主张兼取二者之长”（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上，页1。），并注重经世之学。1851年， 他就决意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舆地、河渠等14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予研究，以便稽其得失，损益承袭。左宗棠与贺熙龄有师承关系，与贺长龄及陶澍也属师友关系，受他们的影响较大，对科举制艺不感兴趣，醉心于经世之学。他认为“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注：《左文襄公实录》，（一），第11页。）所以精研《皇朝经世文编》，“丹黄殆遍”（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卷1，页7。），且对“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1，页1。）。罗泽南在创立湘军之前未曾与曾国藩谋面，但两人“神交”已久，曾氏对他的学问十分钦佩，将其弟国荃、国华托付给他。罗泽南有远大的抱负，他“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注：《近百年湖湘学风》， 第16页。），尤留意经世之学，“穷阴阳之变， 旁及州域形势”（注：李肖聃：《湘学略》，第190页。）。在家乡“假馆小方，究年汲汲”，培养出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王开仍、蒋益澧等一批经世之才，他们以后都成为湘军的骨干。刘蓉也是湖南士子群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与曾国藩相识较早，学术倾向也基本一致，反对汉宋之学，认为汉宋学风“泯泯棼棼，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注：《近百年湖湘学风》， 第44页。），主张为学当匡世济民。此外，郭嵩焘、江忠源、李元度、 欧阳兆熊等人，也都是这一经世士人群体中的重要骨干。他们从其先贤前辈开创的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中濡染出来，继承其学术传统，力图以所学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除了共同的学术倾向以外，这一批经世士人还继承了其前辈学者的参与社会、改革社会的思想意识。他们对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的社会与政治危机有清楚的认识，尤其对土地兼并、农民起义以及西方的侵略有深切的担忧。他们不满于清朝政治的腐败，以及官吏的贪污、苛民，希望朝廷能革除弊端，重振纲纪，恢复往昔的社会秩序，中兴朝政，并提出了匡主德、结人心、求人才、裁兵、节饷、抑兼并、减少苛捐杂税的一系列主张。他们相互联络，同声共气，希望在适时的机会中出来，做一番经邦治国的大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清朝军队的腐败不堪，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在曾国藩的倡导下，这一个经世派士人群体便应运而出，创湘军，创造了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勋业，而他们自己，也通过这一机遇走上了政坛，实现了他们的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因此，湘军之兴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只是一种机遇，其根本乃是嘉道之际兴起的湖湘文化特别是湖湘学风的濡染和潜移默化的结果。谓湘军是湖湘文化的产物，其关键亦在于此。

　　二、晚清湖湘文化的发展，鸦片战争前后的道光年间可以说是滥觞时期，陶澍、汤鹏、魏源等人为晚清湖湘文化的发展开创了先河，特别是奠定了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基本内涵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趋型。咸同时期，或者说湘军时期，则是近代湖湘文化得以弘扬和发展的时期。可以说，湘军人物对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术的阐扬，湘军所创造的湖南人文荟萃的景观，都将近代湖湘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它的最为辉煌的阶段。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阐扬，表现在他们不但继承和弘扬了经世致用的湘学特征，而且实现了从经世致用到向西方学习的近代转变，使湖湘文化具备了在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新内涵。

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所派生的积极面世的精神、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湘军人物，在这三方面都继承了他们的前辈的思想遗产，并为之发扬光大，从而使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得以弘扬，并对后世的湖湘学人产生深刻的影响。湘军人物的学术价值取向是经世致用。在传统社会，这一价值的体现就是经邦治国，成就大业，通俗地说就是走向官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领，在走进仕宦之前，确具有经邦治国的宏大理想。他们生当封建的衰世和社会的大变乱的时代，澄清天下，消弥社会动乱，建立封建盛世的统治秩序，始终是他们的政治信仰，也是他们以书生起而练军，决心为挽救清朝统治献身的动力。曾国藩出身寒门冷籍，“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36页。），“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29页。）。进仕做官，成为曾氏家族孜孜以求的目标。 他的父亲曾玉屏就曾赋诗云：“只将艰巨付儿曹”，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曾国藩自己也有“匣里龙泉呤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龟”的强烈的功利欲望（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8页。）。他中进士为翰林后，虽位尊而职闲，与他期望有做一番大事的希望相距甚远。故而多有牢骚：“丈夫生世会有适，安能侧身自ｊí＠①”，“磬折已觉素心违，璞献况逢俗眼白！”他期待着“要将万舞夸辉光”的日子的到来（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0页。）。在他为京官的后两年，他连续上奏言事，相继上了14篇奏折，其中议论时政，向皇帝提出建言主张的有《应诏陈言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议汰兵疏》等，集中反映了他对朝政的看法以及他的经济、政治主张，也可以说是他不愿久虱京官、空无建树的表现。从这一系列的情况来考察，创建湘军，是曾国藩经世致用，面世精神的自然表现。

　　与曾国藩一起创立湘军的左宗棠、罗泽南、彭玉麟等人，也都是从小立有经世大志的人物。左宗棠在科场不甚得意，但他留意经世之学，立下了“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的宏愿，关心时务，留心世事，成就了一整套经邦治国的学问。这就使他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天下危累”的时刻，出而从幕，先后在张亮基、骆秉章幕内，赞襄军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的极高评价。最终出幕领兵，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罗泽南在入湘军之前，虽为乡村塾师，但他抱有经世济世之愿，具备经世致用之才，“忧无术以济天下”，也是一位志在鸿鹄的隐逸之士。当曾国藩起而创湘军之时，他不但自己出山，且率领一批弟子共同加入。由此可知，湖湘文化中的经世济世精神，在湘军人物中得到发扬光大，并成就了他们的事功业绩。

　　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作为湖湘文化的显著特征，也在湘军人物身上得到了弘扬和发挥。曾国藩对理学有独特的偏好，但他继承了唐鉴的“取笃实践”、“守道救时”的实务精神，并不主张空谈义理、修自养性，而是把义理当作探救经济——经世之学的工具和途径。他接受了唐鉴的“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的观点（注：《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把宋学家当作修身养性的“义理”，当作是经邦治国的经世学术。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没有理学家空谈性命的恶习，更具有经世学者的实干精神。他以“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作为座右铭，注重于从小事做起，踏实苦干。在实际生活中，曾国藩特别注重从小事培养人的品德与情操，主张力戒浮躁，“不说大话、务虚名”。以治学论，他认为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6页。）。他还说：“温经须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切不可兼营并骛，一无所得”（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1）。这种治学态度便是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体现。以为人论，曾国藩也特别注重从小事磨炼人的品行。例如，他无论是教子弟还是幕宾，都特别强调“早起”，认为“早起”体现了为人的“勤”和“实”。他把“早”与书、蔬、鱼、猪、扫、考、宝列为兴业立家的八字诀（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264页。）。在军中，曾国藩每日黎明必与幕僚同食早餐，非齐不食。

　　湘军人物笃于实践精神，还表现在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勇于探索。湘军人物是洋务运动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先河者，这是史学界的共识。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下，曾国藩以传统文化背景出身的理学家的身份，率先创办了第一家近代的军事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又率先奏请选派幼童出国留学，乃是笃于实践的最突出的表现。左宗棠则进一步推进了洋务事业的发展，不但创办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如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化机器工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民办企业的思想。这些，都反映出湘军人物顺应时代、勇于探索的精神，也使湖湘文化显示出向近代转变的新的特征。

　　爱国主义是湖湘文化的一大特征。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思想。湘军人物也继承了这一思想，把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关于左宗棠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言行，是因他收复新疆的贡献彪炳于史册并为史学界一致公认。至于曾国藩是否具备爱国主义精神，因其“天津教案”而为人诟病，是学术界至今疑而未决的问题。我认为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爱国主义包含的主要内容，一是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二是向西方学习，争取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不能以为在一切对外战争，对外交涉过程中，凡主张对抗、主张强硬的人就是爱国，反之则是卖国。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外交涉是以国力为后盾的，“弱国无外交”，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下不断发展自己，壮大国力，是保持民族独立的最根本的基础。否则，在国力显然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味空言主战，只会是不切实际的清谈，于大局无补，甚至危害极大。从这种意义上来考察曾国藩的言行，显然我们可以指摘他以理学家的“诚”、“敬”、“笃”的修身处世的原则来处理外交，未免是迂腐和昧于近代外交，也可以说他一心“曲意和好”、迁就西人是过于软弱，但决不可以得出“卖国”的结论。他首创洋务企业，首议派员留学，并提出“外壤之要，莫如内修，刻下维持大局，以自强为主”（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的发展的思想，这些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卖国”的言行。处理天津教案之后，清议颇多，舆论哗然，使曾国藩自己也感到“此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渐清议”，颇为愧悔（注：《曾文正公全集》，书信，卷33。）。在给朝廷的报告中，他对传教士的为非作歹的行为，有切合实际的陈说，对天津教案所酿成的过程，他也指出是领事丰大业的无理挑衅。然而，在处理的实际过程中，却以屠杀百姓、签约赔款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事过半年以后，曾国藩回顾说：“六月初旬，力疾赴津办理此案，众议纷歧。论理者，佥谓宜乘此机，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下快万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预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彀。鄙人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弥衅端，办理过柔，以至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注：《曾文正公全集》，书信，卷33。）。显然，在“理”与“势”二者之间，曾国藩是矛盾的，最后“势”占了上峰，从而以曲意了结结案。透过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我以为对曾国藩的对外态度，决非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所能包含。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确存在一个“理”（或“情”）与“势”的复杂的关系，应当在不同的条件下加以具体的、历史主义的分析，以得出合符历史事实的结论。

　　综上所论，湘军人物在晚清社会，以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取笃实践的求实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思想特征，将清嘉道以来湖湘士人开创的湖湘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与实践，更促成了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变。

　　三、湘军人物把晚清湖湘文化推向新的阶段，还表现在它开创了湖南人文荟萃的局面，成为晚清以来湖南人才崛起的契机。

　　由于各种原因，在古代社会，湖南能跻身史传的人物极为罕见。而湘军出现，湖南人才辈出，冠居全国之首。还在19世纪中叶，就有人指出：“楚省风气，近年极旺，看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渐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二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注：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还有人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注：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据罗尔纲先生的统计，湘军人物官至督抚者达27人，可见湘军所造成的湖湘人文之盛。可以说，在湘军之前，所谓湖湘文化，仅仅是作为一种区域的学术文化现象，还停留在思想和理论的形态，对社会实际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不大，也较少具有全国性的意义。从湖湘文化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湘军人物，通过他们的业绩，不但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的精神，把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使它变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现象，并形成了一种导致湖湘文化繁盛、人才辈出的机制，从而使湖湘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源流中具有独特风貌的区域文化，并对晚清以来的湖南社会和中国社会以深远的影响。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或者说对晚清湖南的深远影响，是其经世致用的实践及其产生的成就，对湖湘士子所产生的心理与风气的转变。经世致用主张积极的面世态度，也就是积极参与社会的态度。在传统社会，经世与参与就是走出书斋，参与实际的社会政治，去经邦治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以经世致用作为自己的学术与政治价值取向的湘军人物的成功，本身就为湖湘士子树立了一个榜样，激励着他们以乡贤前辈为榜样，去创造经邦治国的奇迹。曾国藩曾经提出要“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从湘军之后湖南士林风气和人才成长的情况来考察，他的这一目的是达到了的。在湘军之后产生的一大批湖南名人，无不是从小留意经世之学，树立了宏大的理想。谭嗣同的“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的自白（注：《谭嗣同全集》，第3页。）； 黄兴自小“便萌发力求新知与救亡图存之志趣”（注：《黄兴年谱》，第7页。 ）；乃至毛泽东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都无一不体现了湖南士子经邦治国的理想与信念，这无疑是湘军以来湖南士林风气和学术传统的濡染和熏陶的结果。辛亥志士杨毓麟就曾指出：“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所谓对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注：杨毓麟：《新湖南》。）即使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国藩十分佩服，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由此可见，谓湘军对晚清以来湖南士人的价值导向的潜在与深远的影响，并非虚言。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另一重大的影响，是文化心理。在中国历史上，湖南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可以说是“无所轻重于天下”，因而湖南人的文化心理缺乏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宋以后，儒学在湖南获得大的传播，使湖湘文化逐渐融合于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渐具儒家的“入世”精神，但由于在清以前，并没有产生足以影响全国的人物或事件，因而湖南人的心理缺少奋发的精神。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以几个书生从戎，成就了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业绩，使“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成为事实，因而对湖南士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转移作用，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理。以湘军为自豪、以湖南为骄傲的情结形成。“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注：《唐才常集》，第178页。）、“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注：《杨度集》，第95页。）、“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注：《饮冰室全集·文集》，第2册，第66页。）等等， 都反映了湘军之后，湖南士人文化心理的深层变化。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湖南精神的形成，对百年来湖南人才的形成有着强烈的激励作用，使湖南的志士从小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在时代与民族的召唤下，走出湖南，创建出一番经邦治国的大业。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弘扬，还在于他们将它推向了全国，使之成为有影响的一种区域文化。晚清湖湘文化，通过湘军人物的弘扬，形成了具有全国意义的两个特点，影响着晚清中国社会。一是它的人才群体，二是他的“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与实践，湘军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上举27位官至督抚的，只是一个方面。如郭嵩焘、薜福成、黎庶昌、陈兰彬等外交人士，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科学家，俞樾、吴汝纶、吴嘉宾、王ｋǎｉ＠②运、王定安等文史学者，都曾游幕湘军，与湘军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的活动，无疑使湖湘文化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影响。

　　“师夷长之技”即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主要思想内涵，而首倡者，乃湖湘人士。梁启超曾说：“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渊薮也……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③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首出焉。”（注：《饮冰室全集·文集》，第2册，第66页。）魏源以其敏锐的目光，在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大变局中，洞察世界大势，提出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开向西方学习的先河。以曾国藩、左宗棠为首的湘军人物，成为魏源思想的实践者，创办了洋务企业，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但使湖湘文化具备了近代的特色，且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使之发生了近代转变，这不能不说湖湘文化成为有深刻影响的文化现象，为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作出了贡献。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跌的左部右加脊

　　＠②原字为门内加岂

　　＠③原字为吉右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