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虽然产生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但也同样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些缺陷要之也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严重存在着经济上极冷、政治上极热的两极化倾向。湖湘文化属于典型的农耕文化类型，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工业经济和商业贸易一直不够发达。进入近代，异常强固的守旧势力使得湖南对于来自沿海地区的欧风美雨深闭固拒，近代化起步较之沿海地区晚了三十余年。但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和环境为湖南政治类型人才的成长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而经世致用的学术心理与积极面世的价值取向又为政治类型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思想养料。由于湖湘文化到了近代依然侧重于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相对地轻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产和流通领域，因此相比之下，湖南的经济类型人才十分匮乏。这还因为时局不稳，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投资者心存疑虑，观望不前；再则也因为湖南号称"鱼米之乡"，大部分湖南人还不能摆脱以农为本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以湖南近代企业最发达的矿业为例，甲午战后的十余年间，湖南创办近代矿厂72家，其间有39家不几年就倒闭。大官僚袁树勋(湘潭人)手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然而他不去发展近代实业，而是以少量的资金在家乡开设粮行与典当，以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江西的萍乡煤矿去牟利。一部《中国近代史词典》共收录近代湖南名人110名，其中资本家仅聂缉��(衡东人)一人。聂长期在上海经营华新纺织局，手中也积累了不少货币。本来他也想在家乡开办实业，但当他1904年携巨款回湘时，面对湖南动乱的局势，立即打消了办实业的念头，而是将巨款用来在洞庭湖区领垦湖田，建立起总面积达五万余亩的种福垸，进行传统的封建地租剥削。辛亥革命后到1916年止，全省新增矿厂至少在八千家以上，但这些矿厂98.9%均为土法开采。
　　
    1919年8月20日，一位作者在湖南《大公报》上撰文指出：湖南近代工矿业"其所以不能发达的原因，一则受了金融枯竭的影响，一则政府没有提倡实业的诚心，所以成了今日这种状况"。所谓政府无提倡实业的诚心，即是经济上"极冷"的文化心态在官员意识中的反映；而金融枯竭，当然是政治上"极热"的文化心理造成了社会动荡，致使拥有资金者观望不前所致。在这种经济上极冷文化影响下，湖南近代实业科技人才寥寥无几。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401人，占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的14%强，但其中学习实业技术的不足20人。这不足20人中唯一一位有成就的是范旭东。然而即使是这仅有的一位科学家也未能回到湖南，而是在天津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出名。1949年，湖南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9亿元，其中农业占83%，工业只占17%。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63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1人，约占1/6；然而在195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的15名理事长和理事中，却无一个是湖南人。（参见沈其新：《文化大轮回--湖南文化大发展的序幕》，《湖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二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湖南人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过于强调经验的作用，忽视了理论的建构。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学风，是连接古代与近代湖湘文化的纽带。它孕育了近现代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关注国运、为国捐躯的湖南人，它也是湖湘文化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能够实现现代转换，而成为一种既承续传统精华又获取时代基因的文化形态的希望寄托之所在。但是经世致用对于近现代湖南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诸多负面作用和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近世以来，湖南人虽然积极面世，但多表现为一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尤其是只想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把从政视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于是造成一种浮躁的学风与行色匆匆的人生经历。近代学者王�栽说乃�谓"帝王之学"与杨度所扮演的颠来覆去的历史角色，就是这种学风与人生经历的充分体现。同时近世以来，湖南还是儒家文化在南方的大本营。儒家文化强调以仁政为内核的人治，过于关注现实生活，而缺少理性的思辩，缺少对于宇宙终极、人生终极作出理论的探讨。受中国传统学术影响的思想家们，大多是凭经验、直觉和感性的认识去从事学术研究与理论思维的构造，少有运用形式逻辑的思维去把握客体的属性和规律，去推导、构建规模恢宏的理论体系，故许多思想观念就难免显得杂乱无序，彼此孤立。同时过分地讲究实用，也就难以摆脱政治功利的影响，也容易使士人失去独立的学术品格。近代湖南人才辈出，但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军事类型的人才，在思想学术领域能引领风骚的人就逊色许多。（参见田中阳：《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73-77页。）这种局面的成因，似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不无关系。��
　　
    三是湖南人易走极端，保守与激进并存。湖南曾经是"四塞之地"，民性多流于倔犟。粟戡时说"湘人性素好动，尤饶侠气，平时毫无异人之处，一遇压抑，则图抵抗，每以生命为孤注。"（粟戡时：《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这种性格有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大有用武之地，但是到了和平的环境，则易于滋生保守与虚骄之气。 

    湖南人易走极端的性格，在甲午战争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甲午战前，湖南人的保守在全国是有名的。这不仅表现为对于在沿海省份开展了30年的洋务运动无动于衷，无任何学习与效仿的表示；而且表现为对于"反教排外"，则异乎寻常地积极，走在全国各省的前列。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增开通商口岸，外国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得自由传教。但无论是游历、通商还是传教，在甲午战争前，外国人就休想进得了湖南!一位英国人这样评论说："多年以来，它(指湖南)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业的反感，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因此，这里不仅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官吏和军队，也出现对基督教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留情。"（转引自周跃云：《近代湖湘文化与湖南地理》，《湖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湖南人不只是反洋教，凡是与外洋有关的一切人和事，都要反击。例如首任驻英使臣郭嵩焘任满回国入湘，长沙的官绅就不允许他坐轮船进入湘江，长沙大街上贴满了指责谩骂他"沟通洋人"的揭贴，甚至省城自巡抚以下官员，对郭氏"傲不为礼"。（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993页。）到了1895年陈宝箴抚湘时，招商创办火柴公司，湖南的殷实商人尚不愿入股，历一年之久，仅得散股二千两。陈奏设矿务总局招股开矿，也因招商困难而不得不转向从厘金、善后、房捐各局去借款。直到维新变法的前夜，湖南的士绅们对于洋人洋事的态度仍停留在简单的排拒抵制阶段。故1898年舆论界尚有这样评论的话语："湘中向不与外人通，读书积古之儒，几至耻闻洋务。西人所谓守旧之党，莫湘人若也。"（上海《申报》1898年第9074号。）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甲午战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的发生，湖南就一改昔日封闭守旧的格局，大力学习西方。在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以及开明官吏陈宝箴、江标、徐仁铸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湖南广开学会(以南学会为代表)、创办报刊(如《湘学报》与《湘报》)、设立学堂(如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等，从而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同样是在1898年，舆论界便又有了这样的评论：湖南"素称守旧，而近日丕变之急，冠于行省"。（《湖南学会林立》，《国闻报》1898年5月11日。〖ZW)〗所谓"丕变之急，冠于行省"，是说此时湖南维新派当中的激进人物及其主张，在全国引人瞩目。如谭嗣同的冲决封建网罗的豪情壮志、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激进主张，在当时可谓独步一时，空谷足音。
　　
    不过，当时在中国最早提出全盘西化论主张的，如樊锥、如易鼐，也是湖南人。可见湖南人一旦激进起来，又易于走向另一个极端。��
　　
    湖南人易走极端的性格在民国时期也有表现。如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筹安会六君子中竟然有三个是湖南人，即杨度、李燮和与胡瑛。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为帝制复辟大造舆论。可是又是这三个人之中的杨度，他居然在1929年的秋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党工作。再，当以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时候，湖南境内还死水一潭，尊孔复古的逆流大为流行；可是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湖南一旦真正开始新文化运动时，则其运动的强度、宣传的力度与发展的势头，又是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比不上的。��
　　
    湖南在近现代诸多发展时期，其步调与全国不大一致，这一方面说明了湖湘文化在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湖南人易走极端的偏激性格。章士钊曾经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章士钊：《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1期。）这就是说，湖南人只要是自己认准了的道理或信仰会义无反顾，坚持到底。这可以说是优点，却也是缺陷。��
　　
    四是湖湘文化中的"楚材晋用"现象较为突出。倘若审视古往今来湖南人才发展的脉络，不难发现，许许多多湖南人的事业与功果，都是在湖南之外成就的，这就是所谓的"楚材晋用"现象，即"墙内开花墙外香"。个中原因，主要是湖南闭塞保守，因循守旧，不具备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如嘉庆《长沙县志·风土》称长沙"士敦农愿，守法奉公"，甚至有"居山谷间，至有皓首不识官府者"。（转引自周跃云：《近代湖湘文化与湖南地理》，《湖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这种闭塞的情形，自然障碍了士人的视野与心胸，以至于对于外来的文化，往往会采取排斥抗拒的态度。如乾嘉时，汉学在全国大肆兴起，而在湖南则影响甚微。这里面固然有学术派别的原因，但地理环境也不能不是重要因素。几乎从晚清以来，湖南的有识之士便都形成这样的认识，即湖南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冲出洞庭湖。1896年熊希龄就这样说："湘人畏风波之险，老死不敢出洞庭一步，既无游历，焉有见解?蛮习未化，厥有由来!"（《熊希龄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6版，第48页。）果然，湖南人一旦冲出洞庭湖，一旦出省，一旦放眼外部世界的时候，就能积极地学习他人长处，就能一展身手，成就大事业。如近代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的魏源、理学经世派代表人物陶澍、贺长龄等，都是在走出湖南之后才开启新风与成就事功的。到后来，最早倡办洋务的和维新变法最力的也都是走出湖南的湖南人!
　　
    湖南人走出湖南，扩大视野，增加新知，有利于思想上的成熟与发展；在与其他地区人士的交往和比照中，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得以张扬，有利于其脱颖而出。所以湖南人走出湖南，不仅是对湖南还是对全国，都应是好事。但是湖南人一定要走出湖南才能够成才与成事，这又不能不让人感到，并产生看法，即如果不是湖南当局与各个部门对于本省的人才重视不够，就会是湖南的环境(包括软、硬环境)留不得人!倘若在一个或半个世纪之前，我们还可以因交通闭塞等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对当时的状况予以谅解的话，那么到了建国以后湖南不再存在过去那种环境和条件的状况下，恐怕就不能再为之谅解了!
　　
    湖湘文化的缺陷当然还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例如湖南人缺乏大局意识，有时窝里斗；不合群，团结精神差；性格急躁，气太盛 ，不能虚衷受益；不善于纳言和向他人求教；也不善于包装和推销自己等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