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为什么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才?这一直是学术界长期来追寻探索的热点。我认为，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原因，要之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特定的地域环境，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创造了客观条件。地域环境是人才成长的土壤。一定的地域环境决定了本土居民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决定了所产生的人才的素质、性格及其人才所赖以依存的物质基础。湖南地处内陆，三面环山，一面临湖。自古以来湖南便有"四塞之国"之称，因而民性倔犟，风气不开。然自宋元以来，经过几次大的移民之后，到了近代，湖南人在族源、血缘方面已经同清代以前的居民基本上没有联系，人口素质实现了全面更新，带来了移民所特有的开拓性与进取性；又因与苗、瑶、侗、土家等族联姻，吸收了这些民族犷悍、强韧和刻苦耐劳的习性，从而在近代湖南便渐次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省的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偏狭任性的乡俗民气。这种乡俗民气必然渗透到近代湖南人的一般社会心理意识中，衍化为一种湖南人所独具的质朴笃实、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刚劲尚气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使得湖南人不甘寂寞、勇于实践而成才。此其一。其二，湖南的农业经济，经过这些移民数代的垦殖耕种，特别是对洞庭湖区的开发利用，自康熙以后，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与粮食产量的提高，把湖南变成了全国的粮仓。所谓"湖广熟、天下足"，真实地反映了湖南农业在国内的重要地位。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康熙末年以来湖南境内的湘潭、岳阳等地便已是闻名全国的商业重镇。经济的繁荣又会使得湖南的文教昌盛。清代以来湖南的教育一直发达。教育的发展与人才的发展是成正比的。没有经济的发展，教育也就成为空话。故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乃是湖南人才蔚起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与保障。此其二。其三，古代湖南"四塞之国"的格局，到了交通逐渐发达的近代，随着洞庭水系的畅通与粤汉铁路的修筑，已经打破。昔日偏远封闭的湖南，一跃成为南来北往的走廊，这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贸易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得湖南人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新的文化、思想和观念也因此得以传入，从而冲击湖南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也更新湖南人的观念，促使湖南人走出封闭，走出湖南，走上改造中国与社会的成才之路。��
　　
    二是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氤氲相继，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养料。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历经岁月风雨的洗礼，与时俱变，但其通经致用，经国济世的传统依然不变，经世致用的传统概而言之，就是强调积极的面世态度，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即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学风从宋代的湖湘学派起开始提倡。胡宏说："务圣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见，方力行以终之"。（胡宏：《知言》第1卷。）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崇尚实学，隐居40年，著书立说，博采众家之长，将经世致用之学推向极至。但王夫之在世时其学不彰。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被尘封了将近百年，直到道光年间，始由新化学者邓显鹤等先后汇刻24种，共157卷，称《船山遗书》。到太平天国时期，复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广泛收集，在原有基础上扩充汇刻为62种，计298卷，仍称《船山遗书》，从此王夫之的学说与影响方日渐扩大。嘉、道年间贺长龄、魏源编辑刊行的《皇朝经世文编》也起到了很好的启迪士人注重经世的作用。人称"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00页。转引自陶用舒：《论湖南近代人才群产生和形成的原因，《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如左宗棠自幼便胸怀大志，自谓"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他18岁时就已将《皇朝经世文编》"丹黄殆遍"。曾国藩早年也以匡时救国为己任，将经济、义理、考据、词章相提并论，认为治学要四者并重。戊戌时期，谭嗣同师从笃信船山之学的欧阳中鹄，而谭在推崇王夫之方面比其师有过之而无不及。谭不仅服膺王夫之"道随器变"的唯物论和"天地之化日新"的发展观，而且发挥王夫之"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一人私天下"的思想，以"冲决网罗"的气概猛烈抨击封建伦理纲常。辛亥时期，革命党人也深受船山之学的影响。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对王夫之的学术影响做了如下评论："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喑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离于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杨毓麟：《新湖南》，《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3期。）章士钊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的《王船山史说申义》也称："船山史学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故发愿申说，以告世之不善读船山之书、深辜船山之意者"。（转引自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由上可见，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氤氲相继，实际上是以经世致用与船山学说作为内容。近代湖湘人才的成长崛起，似与此种精神养料的滋润哺育不无关系。��
　　
    三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动荡的社会局势，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提供了机遇。时势造英雄。人才的成长，需要环境，更需要机遇。近代湖南，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是全国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动荡的社会局势，始终聚集着世人的目光。先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广西进军湖南，使湖南成为战场。曾国藩组织湘军与太平军相抗，因此受到清朝的重用，也因此为湘军人物的崛起创造了机遇。湘军功成，不只是在中国增添了一大批湘籍官吏，而且也改变了湖南人的职业观念。湖南历来是农业大省，人们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群视入伍当兵为不肖者所为。社会上流行"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的谚语。但湘军集团的出现，特别是文人也能治军，这就改变了昔日一些人的职业价值观念：一部分人愿意离开故土外出闯荡，许多青年学子也乐于投笔从戎。可以说，湘军的示范作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激励着湖南的有志者发奋进取。��
　　
    但湖南人醉心于湘军的荣耀和影响也不过三十余年。到了甲午战争爆发，辽东战场上，昔日不可一世的湘军，居然也不堪一击，这就使得湖南人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部分有识之士隐约感悟到湘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了救亡，湖南人需要重新奋起，寻求新的出路。故甲午一役成为了湖南求变的契机，也可以看作是为湖南的第二批人才的兴起创造了机遇。然而第二批人才要从第一批人才所建立的旧秩序和所营造的旧氛围中走出是比较艰难的，故甲午战后湖南的新旧之争最为激烈。但应当承认，经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新政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最终流产了，但湖南人的思想观念却普遍地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从此以后，湖南人以追求新思想为目标，不能说不是湖南维新派的功绩。��
　　
    20世纪初年，清廷实施新政，可以说为湖南第三批人才的兴起创造了机遇。这主要是留学热潮的出现。湖南是内陆农业大省，商业贸易比不上沿海省份。因此湖南人所看重的出路多为读书与当兵两途。但读书，因为科举已废，通往仕途的路已被切断；而当兵，到新式的军队中也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故20世纪初年湖南的青年学子多选择了出国留学一途。据载湖南的留日学生曾经居各省之冠。正是从这批湖南的留日学生中，产生出了后来在国内推倒清朝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
　　
    民国建立后，政局依然动荡不安。从"二次革命"中经护国、护法、"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革命运动，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湖南一直是南北交锋的战场。连年的战乱与兵燹，给湖南人民以难以生存的感受。然而也是这种难以生存的环境，又为湖南第四批人才的兴起创造了机遇。这第四批人才中的许多英雄人物，经过了比他们的乡先贤更加长和更加艰苦卓绝的磨砺，终于创造了比先辈们更加辉煌的业绩。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四是湘籍人才之间的相互帮带、扶植和举荐形成人才链，是造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出现的重要手段。近代湖南人才之所以出现群体现象，即一出现就是一大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帮带、扶植和举荐的关系。人才需要发现和爱护，更需要培养、扶植和举荐。而所有这些往往都是先从人才各自周围和所熟悉的人中开始的。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他拔举彭玉麟、杨载福于微末之时，重用罗泽南、李续宾于军旅之中。对于优秀人才，他会通过各种形式向朝廷举荐。经他提拔举荐的人才几乎遍于海内，不可胜数。他特别重视从同乡中选拔人才，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曾文正全集》，书札，卷四。）故湘军将帅多由湘乡等县的人为主构成。萧一山《清代通史》统计的87名湖南中兴人物中，湘乡的有36人，占总数的41.4%。此外，他也重视联姻和从学生、亲属中选拔人才。如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宜、李元度都是儿女亲家；罗泽南与胡林翼也是儿女亲家；江忠源、彭玉麟师事曾国藩；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曾国荃、王鑫、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等，都是罗泽南的学生。曾国藩、曾国葆、曾国华、曾国荃、曾贞干、曾纪泽都是一家人，系兄弟父子关系。江忠源、李续宾、刘蓉、罗泽南各自的同胞兄弟，都在湘军中担任要职。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援引、推荐、庇护、提携，利益攸关，结成一体，走向社会，发挥才智，形成影响全国的人才群体。（参见陶用舒：《论湖南近代人才群产生和形成的原因》，《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湘军如此，湘军以后的湖南其他每个人才群体，大抵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的情形。近代湖南人才成群成批地出现，且前后少有间断，这的确是令人感到惊讶的独特的历史现象。然而我们倘要对湖南的各个人才群体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还同样存在着一个会让人感到惊讶的现象，这就是：近代湖南的人才格局是以政治、军事方面的为主，而经济、实业方面的杰出人才几乎未见。��
　　
    其实，近代湖南人才格局不合理的状况，杨度和杨昌济二人早有论及。杨度说："湘军以百战之余，遍布全国，出湖南之境而适他者，几无一处官场、军队，不有湖南人之足迹。盖至此时，湖南人亦几于除农业之外，惟以做官与当兵二者为生活之途。为农则劳，为工商则不谙熟，而做官以剥民财，当兵以糜国饷，斯其事至易。儒以做官为出路，农以当兵为遁薮，此种风气，深入人心，绝未见有谋于实业界立足者，且或以此为耻，而鄙夷不屑。其结果也，影响于湖南人生计至大。十余年来，闻朝廷欲用一非湘人为两江总督，则江南之官场与军队皆哗矣。此处撤兵，被处遣勇，而湖南人之恐慌时至。游勇归乡，斯会匪滋蔓，自食其力 。

    已非所能，不盗不止也。呜乎!此以做官与当兵为生活之结果也。……今日世界，为经济战争之世界，湖南人不竞争于工商，而惟做官与当兵之竞争，必对于国外而为外人所压，对于国内而为闽、粤、江、浙之人所压，其以淘汰而劣败必矣"。（《杨度集》第432页。）杨昌济也说："以广东之人与湖南之人比较，广东人则从事于海外贸易，湖南人则多从事于政治、军事。今广东人之海外贸易方发达，而吾湘人军事上之势力扫地尽矣。此亦生利与分利之辨，吾湘人所宜深长思者也。又以湖南之人较江西之人，亦得有同一之结论。人之谚曰：‘无江西人不成口岸，无湖南人不成衙门’。若以此自矜者，其实窟穴于衙门固非最上之业，且非长久之计也。"（《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页。）
　　
    近代湖南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合理的人才格局，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找原因。客观上的原因包括两层内容：一是地理环境的。即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境内山多田少，经济落后，没有经济实业发展可以凭借的舞台，因此也就难以造就经济实业的杰出人物；二是社会经济上的。即湖南因明清两代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到了近代人口成倍增长，耕地已经不足，而湘军功成后，将领们衣锦还乡，将手中的钱财大量购置田产，导致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悬殊加剧了社会矛盾，造成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因而也就难于进行较为长期稳定的经济建设与发展，自然也就无从产生大实业家与大商人了。主观上的原因也有两层：一是政治参与的激励作用。即湘军功成，湘军人物因卓越的政治才干和显赫的军事功绩而官居要职、名利双收，便给后世湖南人树立了榜样，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湖南学子从军参政的热情，造成了一种"士乃嚣然喜言兵事，家颇牧而人孙吴"的特殊社会风气，其时曾国藩的"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等一类格言，几乎成了所有湖南士子的座右铭，使诸多优秀学人都只求走向"内圣外王"、"济世安民"、"兼善天下"的从政之路，而不屑于去从事那锱铢必争的经商活动；二是思想观念的导向作用。即湖南的先贤们都崇尚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曾国藩与左宗棠等人都提倡安贫乐道，艰苦奋斗，勤俭廉洁，力戒奢华，并且以身作则，严于自守，这种思想观念的导向性，虽然有教育人们追求道德完美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抑制了人们经商求富的积极性，它与前面的政治激励配合，从而更加强有力地把湖南第一流的人才一代又一代地吸引到从政之路，致使从事"实业救国"、"经商富国"、科学救国"的人才寥苦晨星。（参见彭大成：《近代湖南政治军事人才辈出缘何未见经济实业巨子》，见本书。）
　　
    近代湖南人才格局除了结构不合理，其实地域分布也不均匀。大体上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的著名人物多出自长沙、湘乡、湘潭、宁乡四地。《湖南历代人名词典》所列的959位近代人物中，该四地共400位，占总数的41.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的著名人物多出自长沙、湘潭、宁乡、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朱翔：《近现代湖南人才地理研究》，见本书。)有人提出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落的出现，存在着明显的"高能为核"的人才圈现象，而且又集中在长沙周围。从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谭嗣同为首的维新志士、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到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四个人才圈，以每个人才首领或领袖的籍贯湘乡、浏阳、长沙、湘潭等县为圆心画四个圈，会发现这四个圆圈相连的县市内的名人达100多人，占同期全省历史名人的一大半。（郭辉东：《湖南近代人才群起及其原因》，《湖南党史月刊》1992年第4期。)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其实这也正好说明，人才的地域分布不均，恰恰是人才作为群体出现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