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前后的林伯渠 |
［作者：李永军 来源：http://www.cnlu.net/
更新时间：2008-2-15 文章录入：hnmrw1］ |
1927年7月19日，奉中共中央之命，李立三、邓中夏到达九江，召集在浔的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举行座谈会，进一步讨论了政局和武装起义问题。会议提出了应当抛弃依赖张发奎的政策，“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会议并决定由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同瞿秋白商议，将上述主张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尽快作出决定。就在李立三等在九江举行会议的当天，林伯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吴玉章等秘密乘船东下，驶抵九江。随后移居庐山。林伯渠在庐山出席了李立三召集的讨论武装起义的会议。当时，林伯渠的堂叔在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傅，会议在他的厨房里举行。他们用围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十来个人。
差不多与李立三等在九江、庐山讨论武装起义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决定了对张发奎的态度：如果张发奎坚持拥护汪精卫的立场，即与他脱离关系，并在九江将其解决。同时，中央还决定组织党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代表党领导这一次起义。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到达九江，向在九江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经过再次讨论，决定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派邓中夏携带暴动的详细计划，回武汉向中央报告。二十七日，周恩来同李立三、谭平山等同赴南昌，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在南昌，周恩来等吸收贺龙参加，成立了公开组织暴动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准备发动南昌起义。
这时，武汉国民党当局已经发现四军、十一军和二十军内部不稳。二十九日，汪精卫、张发奎等蝟集庐山开会，决定严令贺龙、叶挺将开抵南昌的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等单位，在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被邀参加这次会议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迅速将此紧急情况告知共产党人，建议恽代英等火速离开九江。当日，恽代英来到庐山牯岭，约林伯渠、黄日葵、吴玉章、章伯钧等去南昌。他们立即下山，除吴玉章留在九江接应准备到南昌的中共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外，其他人从沙河站上火车，迅速驶向南昌。
在南昌，林伯渠下榻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这里是中共许多人员落脚的大本营。前委书记周恩来曾在这里召开过前委扩大会议。林伯渠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徐特立一起利用旧友关系，去做争取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的工作。姜是湖南长沙人，随北伐军来到江西，先后任省政府财政处长、建设厅长和民政厅长等职。这年六、七月间，朱培德离开南昌，省主席一职由姜济寰代理。七月下旬，江西处在暴风雨前夕，朱培德曾派亲信专程来南昌，企图拉拢姜济寰跟他走。林伯渠和徐特立为了争取姜济寰，住进姜公馆，数次与他长谈，说明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得人心，必然失败，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救国家民族。他们推心置腹要姜济寰审时度势，前进而不倒退。姜济寰毅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
八月一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当天，林伯渠与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不在南昌）、谭平山、吴玉章、恽代英、董用威（即董必武）、于树德，夏曦、邓颖超、高语罕、杨匏安、许甦魂、谢晋、江浩和韩鳞符等共产党人，以及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共二十二人，联合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指孙中山）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的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最后严正宣告：今后将同一切假冒国民党革命名义者奋斗到底。同日，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林伯渠是二十五个委员之一，且兼财政委员会主席，姜济寰仍为代理省主席，第二天下午在庆祝起义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参加了宣誓就职典礼。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急忙下令围攻。起义军决定南下回广东，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整旗鼓，再次举行北伐。八月三日至七日，部队陆续撤出南昌，沿着赣东山地向南挺进。这时正值三伏天气，暑气熏人，赣东又多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而须发已斑的林伯渠同年轻战士一样，精神抖擞地翻山越岭，跟着一群青年男女唱着“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上了年纪的人，歌声自然不那么优美，但他还是不停地唱着，用那不大成调的歌声来鼓舞士气，调剂疲劳。一位年轻而又顽皮的女同志，见了他那神态，笑着高声地喊起来：“喂！林伯渠同志，你应该唱‘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老年先锋’。”她把那个“老”字说得特别响亮，大家轰然大笑，林伯渠也乐哈哈地笑起来，还得意地摸摸自己的胡子。
部队向南行进，经过临川（今抚州）、宜黄、广昌、瑞金等县时，革命委员会均任命林伯渠为各该县县长。林伯渠分别用县长名义发出安民布告，号召人民群众支援革命军队。林伯渠任财政委员会主席，肩负着为部队筹款的重任。革命委员会刚诞生时，曾就财政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在原则上要根本改变以往旧部队每到一地即行通过旧政府或商会提款、派款和借款的财政政策，将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者阶级上去，并且决定立即废除厘金及其它苛捐杂税（这一点当时已有反对意见）。当时，财政委员会没收了江西中央银行的现金，连同其它共约有近三万元款项，可要供给一支近三万人的部队，却是管不了几天，到了临川以后，军饷和给养即发生了困难。纸币不能流通，急需设法筹办银元等现金。于是又展开了财政政策的大讨论。很多同志主张完全抛弃旧的政策，从现在起就对土豪劣绅和其他反动派采取没收和罚款等办法，如若不然，则不单与旧部队筹饷无异，并将动摇我们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根本政策。林伯渠、谭平山等鉴于当前部队在长途远征，军情紧急，地方情况不明，政治环境复杂，没收征发工作毫无经验，认为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不妨权且采用旧的办法，以利部队的行进。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决定采取新的财政政策。可是一到实行的时候，却又困难重重。因为赣东一带农民运动未曾兴起，谁是土豪劣绅、反动派，一时难以调查清楚，而旧的办法又确实可以筹集一些现金。因此，从临川到瑞金路上，筹款方法极为混乱，行至福建汀州，由于商会承认筹款，便放弃了惩办土豪劣绅的办法，结果，商会在城乡各地大肆派款，连自耕农和小杂货店主也派十元、八元，而家财十万的富豪也不过出三、五百元。于是，革命委员会又决定完全摒弃旧的方法，并组织一个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广东潮汕，又放弃了这一作法。因为：第一，考虑到大规模的没收征发可能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岭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规模没收征发的结果，将使商业停顿，秩序混乱，反动派可能借此大肆造谣；“于是财政政策一仍旧贯”，还是采取林伯渠、谭平山等人的意见，暂时沿用旧的办法。战时经济委员会也从此夭殇。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损失惨重。十月三日，撤至广东普宁县属流沙。随后，部队领导成员在流沙天后庙举行紧急会议，林伯渠和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龙、叶挺、吴玉章、郭沫若以及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指示决定：武装人员要尽可能地集中、整顿，转移到广东北江和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战斗；非武装人员愿留则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由当地党组织物色好农会会员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去香港或上海。根据党的这一决定，林伯渠与贺龙、刘伯承、吴玉章、彭湃诸同志，于七日来到海陆丰地区，然后分头化装潜入香港。
林伯渠从碣石港出发，坐舢板船驶抵香港后，见到了周恩来等同志。据照料周恩来在九龙养病的范桂霞回忆，周恩来是十月下旬到九龙的，养病半个多月后，即在香港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会议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举行的，她先后见到彭湃、瞿秋白、林伯渠、阮啸仙、李立三等同志出席会议。林伯渠在香港不能久留。因为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厚颜无耻、颠倒黑白，把北伐军进入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一事，说成是第二军和第六军干的，诬称林伯渠是“宁案罪魁”、“国际要犯”，悬赏缉捕。
当时，共产国际有人在香港。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同志确定林伯渠到莫斯科去。为了等待去莫斯科的机会，他首先潜回上海。在上海，他深居简出，等待时机。他的二女儿林秉衡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父亲常避居亲戚家中，我发现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表现出愁闷的样子。留在上海这段有限的时间里，仍按他的老习惯，不断阅读各种书报杂志，有理论的，文学的，还有那些左翼的刊物。只要是当时新出的书，从报上看到广告，就让我堂姐哲明去买。他自己是不能随便上街的。”林哲明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冬在上海又见到叔父。他是在南昌起义部队进占潮汕失败后秘寄来到上海的。那时我们住在法租界里，郭沫若、蔡畅、张太雷和夫人、张国焘等人经常来家和叔父商谈事情。当时大家都是假装亲戚身份来联系的。”林伯渠后来在自传中也谈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经党中央指定与蔡和森、李立三、张国焘同往（莫斯科）。那时交通困难，两次在沪上船不果，商定要我先试从日本走，我遂到日本西京。”
一九二八年春林伯渠到日本后，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误以为他是唐生智，要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幸好得到两个世侄邓孝纯（即邓伯粹）和林定平的掩护，赶紧给他办好去欧洲的护照，在买好船票后，连夜护送他去毅贺港上船赴海参崴。林伯渠在海参崴等了两三个月，才到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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