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轶事 |
［作者：佚名 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26055.htm?fr=topic
更新时间：2008-5-15 文章录入：hnmrw1］ |
沈醉怕谁？
杜松是沈醉先生的助手，80年代沈先生写回忆录时，曾帮其整理过文稿，他讲过一些颇有意思的事情。
沈醉先生，原军统少将，曾是戴笠的得意部下。据杜公回忆，沈先生和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不同，身上没有官气，外表十分儒雅。
更令人惊异的是沈醉有一身很好的武功，吃核桃从来不用锤子，都是手一捏就解决了——那时候沈先生都七十多了。
他的武功是入军统前练成的，并不是特务训练的结果。这一点在军统非常有名，也给他带来很大麻烦，1949年卢汉起义，沈醉和余程万等人在昆明均被扣留，别人都是软禁，只有沈先生不但加上手铐脚镣，而且严令看守的哨兵在其身边盯着。“他们怕我点穴。”沈先生笑对杜公说。
沈先生对自己的地位和价值非常明白，需要他回忆的问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他有两个原则，第一，绝少说人家的不是；第二，国共双方的争执，尽量不说。
杜公说，沈先生当年最怕见三个人。
第一个，是军统局秘书长郑介民的老婆。这个半老徐娘是有名的财迷，经常指着名向军统要东西。沈醉本人是总务处长，正是首当其冲。找他要紧俏东西的国民党官员不少，惟有这位太太个别，她要东西，不是为了自己用、自己喜欢，而是为了送到当铺里头换钱，所以是永远填不满的坑。而郑介民本人，沈先生颇为推崇。说这个人做官不在行，而且胆小，实际是个情报专家，平时的乐趣就是阅读特务们送来的材料，他不审犯人（戴笠就不行，急了还有过亲自动手的时候），就是看材料，但是好多大案子都是这样破的。说到过的，一个是吴佩孚的日本混血女儿吴冰特务案，被他从一封可疑的信件中看出了破绽，一个是当年《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的案子，当然李侠的真名不是这个。说到这儿，沈先生就打住了。
第二个，是蒋介石，沈多次见过蒋，还差点当了宋美龄赴美的随从武官。但是他怕见蒋介石。原因是沈醉的性格活跃，喜动难静，而且随便惯了，而蒋介石对部下的仪表非常重视，往往从看人的衣着、姿势、精神面貌，就决定他的好恶。戴笠是特别重视对蒋投其所好的，因此每有军统人员去见蒋，必要反复嘱咐、交待，有时还要向蒋的随员预先打听蒋的心情，决定何时谒见。这种严格的要求，对做惯了外勤的沈醉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另外就是蒋说一口难懂的宁波官话，沈是湖南人，往往担心听错，因此心情很紧张。
但是对于蒋介石，沈先生有一个独家的“新闻”——老蒋喜欢唱歌！
沈醉的机智
沈醉出生在湘潭农村一个叫沈家大屋的地方。他在长沙艺文中学还没毕业，因为跟着高年级的同学闹学潮，被学校开除。沈醉一心想到外边闯世界，于是来到了上海。沈醉此次来上海，是来找他在上海的姐夫余乐醒，看能不能帮忙找个工作。余便介绍沈醉进入军统。
巧计送捕徐昭俊，沈醉初露锋芒 沈醉头脑灵光，手脚勤快，又肯钻研，到军统没几个月，他就成了一个受人称道的行动人员。
这天，余乐醒收到戴笠从南京拍来的密电：疑徐昭俊有越轨行为，速将徐逮捕，密送南京。 徐昭俊是军统上海区情报组组长，此人身高力大，腿脚敏捷，武功很好，枪法也准，要逮捕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接到任务后，余乐醒有些紧张，思考着如何动手才能把徐昭俊抓起来。 沈醉见姐夫心事重重的样子，想了一想，对姐夫说：“这有何难。”便伏在余乐醒的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 余乐醒听了后高兴地说：“这是个好主意。”接着他不放心地问沈醉：“你能胜任吗？” 沈醉一个立正：“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余乐醒带着沈醉来找徐昭俊：“徐组长，我的这个小弟，最近犯了大错，戴处长昨天来电，要把他带到南京接受调查。正好我手上有个案子离不开，我想请你帮忙把他送到南京，交给戴处长。”
“好，这事交给我来办，你放心。”徐昭俊知道沈醉是余乐醒的妻弟，便对余说：“看我能不能在戴先生面前说上话，从轻发落你的这位小弟。”
“那就拜托徐先生了，到时候我一定好好谢谢你。”余乐醒再三表示感谢。
徐昭俊带着沈醉上了去南京的火车。一路无话，车到南京火车站，两个身材高大的汉子接待了他们，然后开着车把他们送到了特务处。
小车到鸡鹅巷53号特务处门口，车刚停稳，徐昭俊一下车，身后就被人用手枪顶上，随后将他五花大绑起来。
“干什么！？你们抓错人了。我是徐昭俊，要抓的是沈醉呀！”徐昭俊大喊大叫。
“不许叫！”大个子特务给了徐昭俊一个耳光，“我们抓的就是你，徐昭俊。”
沈醉的良知
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写道：由于他的特殊身份，“文革”中间，大量所谓“专案组”找他外调，5年间写过一千多份证明材料。他懂得，一份材料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所以抱定一个宗旨：决不能再像解放前那样，无中生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他的进步，也是他认真改造自己的成果。沈醉在30年代为虎作伥，险些害了丁玲，却又在“文革”期间的60年代，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帮了丁玲。他以自己的功，弥补了自己的过。
这封信6月26日寄到丁玲家中，但丁玲此时不在北京，她应厦门大学之邀，正在鼓浪屿疗养。月底她回到北京，但很快就因糖尿病病情加重，在7月4日住进协和医院。读了沈醉先生的信，她知道了一些过去并不知晓的事情，这对于她正在写作的长篇回忆录《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有所帮助。很快，她又看到了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个文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8月1日由中央组织部正式颁发，文件澄清了有关她在南京被捕那一段历史的种种谣言，彻底地还她一个清白。
再后来，丁玲就深深陷在创办《中国》的烦琐复杂的事务纠葛之中。她想要回复沈醉先生的一封信，终于没有写成。
丁玲逝世后，我为了写《丁玲的故事》，曾经在1986年10月11日，随同陈明去拜望了沈醉先生。
沈先生住在政协宿舍一个普通的单元楼房里，他黑红的脸庞，花白的头发，虽然是70多岁的人，但看上去身体很好，只是茶色镜片后，隐约可以看到一只受伤的眼睛转动时不很灵活。他笑容可掬，热情地招呼我们入座，俨然一副学者风范。我不禁想：难道这就是国民党里有名的军统大特务？
沈先生嗓音洪亮，非常健谈。一见面就再三向陈明说：“我非常感谢丁玲，她在政协会上发言，谈《我这三十年》这本书，使我得到解脱，得到理解，我很感激她。”
我们说明来意，希望沈先生介绍一些30年代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活动情况。老人略微沉思一下，谈起了往事：
30年代，我是国民党军统驻上海法租界的组长，丁玲住在法租界，我们这个组一共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两、三个人专门负责盯视她。那时丁玲是有名的青年女作家，又是左联成员，很活跃，也很红，在读者中，特别是一些进步青年读者中间影响很大，所以国民党很注意她，很恨她。但是我们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也不知道她在左联里边的具体职务，监视她的目的就是掌握这些情况，在适当的时机逮捕她，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宋庆龄也住在法租界，我也去盯视过。鲁迅住在英租界，我也盯视过，他用毛笔写字，写完后往竹椅上一躺，抽烟。鲁迅、宋庆龄、丁玲，还有许多人，都在我的黑名单上。后来丁玲是被CC抓去的。CC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当时CC的势力比我们军统势力大。如果他们晚一步，我们就会下手，把丁玲抓走。
我们向沈醉先生介绍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解决，有的文艺界高层人士坚持认为丁玲被捕以后有变节行为。沈先生对此感到很惊讶，难以理解，他说，“丁玲同志未被杀害，绝不是因为她自首、叛变。她如果自首叛变，我们这些人不会不知道。她没被处死，完全是因为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很大，还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这些著名人士的援救，还有外国人的声援，国民党反动派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我真不明白，解放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她怎么还为了这个历史问题吃了那么多苦头？”从这个话题他又引申开，谈到：“在抓到顾顺章之前，国民党对共产党是抓一个杀一个，那时抓到向警予，她在共产党内的地位那么高，都让国民党反动派给杀了。抓到顾顺章后，他说，别杀我，我可以帮你们抓到成百成千的共产党，他们的地址姓名我都知道。后来按照他提供的名单，果然抓到不少共产党。这之后我们就开始利用叛徒。叛徒的作用比特务大，比如刘国定，就是《红岩》里边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他一叛变，对重庆地下党破坏很大，抓了很多人。本来江姐已经到了万县，又被抓到了。”
如今，两位由仇敌变为朋友的老人都已作古，他们的这一段交往，成为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流入浩瀚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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