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宋谋瑒 |
［作者：赵勇 来源：载《山西文学》2006年第11期
更新时间：2007-3-9 文章录入：hnmrw1］ |
宋谋瑒(1928～2000),字琏承。湖南双峰县永丰镇人。1928年出生在上海。2000年12月11日因病在山西逝世, 享年73岁。中国红学会理事、山西晋东南师范学校教授、著名红学家、韵文学家及诗词作家，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华诗词》顾问，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顾问。
宋谋瑒先生过世的时候，我正蒙着头写毕业论文。与宋先生共事十多年，虽交情谈不上有多深，却也理应回去吊唁。但论文写作到了节骨眼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又不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后来听说追悼会开得很隆重，去了很多人。宋先生桃李满天下，交往的人中也不乏重量级人物；我乃无名小辈，以先生生前性格，他是不会在乎我去不去的。想到这里，我也就释然了。
但是，我却一直惦记着写一篇关于宋先生的文字。题目早就有了，需要的是平心静气坐下来，捋一捋那些如烟的往事。
从哪儿说起呢？就先来谈谈宋先生的名字吧，也算是有感而发。这个题目原来是装在脑袋里，真要往电脑上敲的时候却颇费周折——第五个字死活出不来。我的电脑里装着好几种五笔输入法，轮番试过，却依然找不到“瑒”的简化字，只好换成全拚，扣出了这个繁体字。记得电脑刚刚兴起那阵儿，宋谋瑒的“瑒”字就成为检测输入法是否过硬的重要标志。“你说你的电脑厉害，你能打出宋谋瑒的瑒字吗？”有人常常抛出这个问题，向那些最先鼓捣电脑的朋友发难，看到朋友摊手耸肩，无能为力，我就哈哈大笑。我知道当时有两个人的名字打不出来，一个是朱镕基的“镕”，一个就是宋谋瑒的“瑒”。如今，朱镕基的名字早已进入五笔输入法的词库中，宋谋瑒的瑒却依然逍遥法外，没能捉拿归案。不过，宋先生一死，问题也许就基本解决了。瑒者，玉也，意思倒是不错，可现在谁还会想得起这个生冷怪僻的字呢？
但宋先生生前，他的名字肯定是让许多人发过愁的。宋先生爱写文章，文章又要见报纸上刊物，印上去的名字不齐全岂不是有伤大雅？只是就苦了编辑和印刷厂的排字工人。我见过宋先生的一些文章，文章署名为宋谋阳或宋谋炀，显然，排字师傅找不到正经粮食，就只好来个瓜菜代。有的编辑与排字师傅干脆偷懒，居然让瑒字那块开了天窗，结果宋先生以“宋谋 ”发的文章也不在少数。后来有了造字一说，但那个简体的“瑒”字一亮相，或燕瘦或肥环，歪瓜裂枣，甚是难看。也有的为了图省事，就把瑒字一分为二加括号，宋谋瑒就变成了“宋谋（王易）”。我还见到过一种更厉害的排法，一个非常正式的文本中，宋谋瑒居然被印成了“宋王某王易”，如此姓名，偏旁部首齐上阵，莫非是要上山打虎？看来，那个“瑒”显然是把排字工给吓昏了，结果“谋”字也跟着遭了秧。
似乎没见到宋先生为名字的事发过火、动过怒。许多人慕名写信，信封上甚至写成了“宋煤场”，宋先生也就是呵呵一笑，不再追究。
宋谋瑒先生的名字不好写不好念不好排很难印，但他却是实实在在出过大名的人。刚去那所学校不久，别人就告过我：宋谋瑒这家伙很厉害，当年他是跟丁玲一起点名的大右派。当年他是不是与丁玲一起点的名，我没有考证，也从来没问过宋先生，但我负责《学报》期间，曾在某一期的封二做过满满一页的“宋谋瑒教授简介”，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宋谋瑒先生于1956年调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任《战斗训练》杂志社编辑。业余仍在《人民文学》、《长江文艺》、《长江日报》、《新湖南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和抨击时弊的杂文，以致1957年被《解放军报》头版头条点名批评，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军籍，剥夺军衔，遣送山西太原高家堡农场劳动教养。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于1963年到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文革’开始后，因与吴晗同志有通信关系和王中青等同志介绍进山大中文系等缘故，遂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公职被开除，遣送回了湖南老家。”这份“简介”是由宋先生自己起草、由我编辑加工的，应该真实可信。这么说，宋先生曾两度成为右派？我也掐着指头算了算，他第一次被打成右派时，才三十刚出头。
只是，他如何又去了晋东南那个小地方，“简介”中并未交待，我对这件事也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宋先生是那所学校里最厉害的人物，他参过军，当过右派，也当过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早早就是笔杆子，还与茅盾、郭沫若、丁玲、周振甫、周汝昌等大人物有过来往或通信交往。小小专科学校，居然有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让他来装潢门面，还是足可以风光一阵的。
但我一开始对宋先生的印象并不好。1989年，那所学校与《批评家》合作出了一期增刊，宋先生的文章打头阵。文章一开篇这样写道：“文学艺术历来是时局的晴雨表，又以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广大读者、观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我国的文学艺术可谓空前繁荣，但也无庸讳言，繁荣中确实掺杂着混乱，特别是近几年来，无论创作趋势和理论导向，都面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挑战，许多本来应该坚持的久经考验的优秀传统都处在四面围攻之中。某些所谓文化‘精英’大喊什么幻灭，公然叫嚷，‘再也挤不出忠诚和奉献来了’，号召青年‘逃离沉船’，责备‘老一辈人’，‘你们为什么就幻灭不了呢？’一付飞扬跋扈的架势。”下面还有更邪乎的句子，不引了。
此文名为《应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这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吗？虽然文中内容大都表达了宋先生对文艺界的一贯看法（比如，他不点名地批评了余华的“三级跳”，王朔的“痞子小说”，贾平凹的《太白山记》和莫言的《欢乐》），但其穿靴戴帽，其遣词造句，其修辞方式等等，无不是对当时那种特定气候的及时回应。我那时还在山东读研究生，记得看完此文，始而恍惚，继而愤怒。都说宋谋瑒是个大右派，这哪里是右派作风，分明是一个极左分子嘛。后来与他那位已在评论界有点名气的学生谈及此事，他的学生也大摇其头：“唉，谁也没逼他，宋老师干嘛写这路文章？”他叹息着，仿佛也是一付看不懂的样子。从此之后，我意识到了右派的复杂性。
因为这篇文章，我在90年代初期的那几个年头一直对宋先生敬而远之。在他老人家面前，我不敢乱说乱动，生怕哪句话擦枪走火，让他把我归到“自由化”的反革命队伍里。但观察了两年，我似乎又放心不少。也许他就是那种炮筒子性格，也许他觉得没必要与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计较，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宋先生基本上是一个十分随和、宽容的老头儿。他明知道我不同意他许多文章的观点，但一见面照样与我谈天说地，骂骂咧咧：“赵勇，×××最近发的东西你看过没有，你得看看，那个东西他*的有问题。”或者“×××，那是个大傻*。”“傻*”是宋先生的口头禅，他对哪个作家不满意有看法的时候，就会把“傻*”送给他。有时候他会把“*”换成“鸟”，“*人”于是就变成了“鸟人”。一些学生跟我说，宋老师在课堂上也常常口无遮拦，*鸟翻飞。当他信口开河的时候，女孩子就红了脸，低下了头。
在那个学校里，贾平凹大概就是这样被宋先生骂成了“名人”。那是1993年的夏秋之交，有一天宋先生在路上截住我，高声断喝：贾平凹的《废都》你看过了吗？我说看过了。你觉得怎样？我说还行吧。什么叫还行？你这个脑袋瓜有问题。然后他不容我分辨，就开始滔滔不绝：庄之蝶西门庆唐宛儿潘金莲什么我行的舒服过的装神弄鬼一派胡言他*的鸟人这个大傻*。看来《废都》把宋先生气得不轻，他似乎尤其对书里面的“的”字结构句大撮其火，他认为那些句子不通畅，有语病，许多“的”字都多余。于是，他逢人便要批《废都》，贾平凹就被他骂了三个月。
我清楚地记得，《废都》是我在1993年8月的北京读完的。那一年朋友介绍我写本小册子，催稿如催命。稿子将完，就赶快跑到北京交差。等候发落期间，百无聊赖，适逢贾平凹大红大紫，就去图书城把《废都》买下，慢条斯理读将起来。记得当时读《废都》，读出来的主要是一种悲凉，却没有看出宋先生所说的那么多问题。其后不久，批《废都》开始热火朝天，报纸上涮，杂志上骂，官方也出面收拾残局，我却有些不以为然。我大概不能满意那种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的阵势，就决定从时代大背景出发，写篇文章，给理解《废都》提供一种路径。文章既成，宋先生刚刚搞了一个关于《废都》的讲座，又集中把贾平凹骂了一遍，我就决定也搞一个，跟宋先生打打擂台。宋先生没有在意我的挑衅，他见了我依然我行我素，照骂《废都》。几年之后，我逐渐明白好多事情放在文学批评的一亩三分地里根本说不清楚，就寻摸着向文化批评转型。这时候再来琢磨《废都》，就觉得宋先生当年的许多骂词是有道理的，不禁暗自叹息：生姜还是老的辣，这老头儿心明眼亮，厉害！
关于《废都》，宋先生当时就写了篇文章，名为《〈废都〉与〈金瓶梅〉》，但这篇文章我却不记得是否读过。宋先生教古代文学，尤其对明清文学用力最勤、收获颇丰，由他来比较《废都》与《金瓶梅》，应该非常地道。由于研究明清文学，也由于他发表了许多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据说他成了红学家。但是，他的这类文章我却几乎没有读过，加上我对红学界非常陌生，也就不知道他在红学界究竟有多大名气。宋先生亦工旧体诗词，还是中华诗词学会的常务理事。有时候，收到《中华诗词》刊物，他还会让我翻一翻。遗憾的是，对于当今文人写的旧体诗词，我却一概没有兴趣。我只学写过一首七律，还是读大学时被梁归智先生逼出来的；此外，就是买过一本《诗韵合璧》吓唬人。写诗填词，我没那种功夫，也没那个雅兴。
不会与宋先生诗词唱和，也不去读他研究《红楼梦》的论文，我与宋先生的交往就少了许多内容。但宋先生的兴趣实在是广泛，古代文学是他的看家本领，现、当代文学他也非常熟悉。东方不亮西方亮，我跟他聊天，就总能找到话题。我知道他有两套杂志，一套《新文学史料》，一套《读书》，自创刊订起，期期不拉。20多年的期刊挨个儿站在他的书柜里，浩浩荡荡，也算是书房一景。有时候，我会去他那里借《读书》，找文章，他就跟我说：“你可得给我保存好啊，弄丢了小心狗头。”我知道这两套杂志在宋先生心中的位置，就好借好还，不敢有丝毫怠慢。
因为借他的《读书》，我就惊奇地发现，《读书》的每一期杂志每一篇文章他都认真读过，何以为证？宋先生看书不仅喜欢勾勾划划，还要像校对那样把里面的错别字拉出来订正。一些重要文章，上下左右还有批注。有的眉批言简意赅，曰：“胡扯”或“扯蛋”，然后再加上一个重重的叹号。有一次，他买了一本浙江文艺版的《钱钟书散文》，逮着我就问：“那本书是怎么搞的，里面尽是错别字。”我满腹狐疑，因为我也刚买一本，并未发现那些个毛病。接过他的书一看，我乐了，里面的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全是他勾出来的错别字，弄得没了老头儿写批语的地盘。我问您这书是在哪儿买的，他说外面的小摊上，我就大呼小叫：那是盗版书呀宋老师您知不知道？他似乎如梦方醒，然后就呵呵一笑：“10块钱一本，那不是便宜嘛。看来便宜就是没好货。”当时盗版水平不高，却把老头儿坑得好苦。他已看了大半本，也扎扎实实当了一回校对工。
宋先生买盗版书的故事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很久。他是老革命，在那所学校里又拿最高工资，按说不缺钱，可为什么却要去受那个罪呢？有一次我跟他的一个老学生说起，老学生的回答干脆利索：“很简单，宋老师兜里装不了几个钱，每月工资悉数上交……”噢——，我脑子里飞快地转出了那个强悍夫人的形象，一下子开窍了。
我就想到，宋先生的内心也许是非常寂寞的。除了读书写文章，他似乎不愿意呆在家里。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都会看见老头儿在校园里转悠。转悠的时候他总是挟着一本正在看的书或杂志，逮住谁跟谁谈学问，还要抽出书或杂志引经据典，也不管那个人是不是愿意听。一般来说，他谈论的人或书都是他的批判对象。余华、王朔、莫言、贾平凹、《马桥词典》、李安刚、柯云路、电视剧《水浒传》、《雍正王朝》、二月河……，有时候他（它）们甚至会成为校园里的一个话题，显然得归功于宋先生。宋先生课上讲课下骂，他与他所笑骂的对象就成了学校里的一道风景。
于是我又想，是不是因为寂寞宋先生才会不甘于寂寞？其实，当他与人谈学问的时候，许多人要不只能洗耳恭听，要不就是哼哼哈哈敷衍，学校里很难找出几个他的谈话对手。对牛弹琴的次数一多，他是不是也觉得无趣，然后就不得不关起门来写文章？我见过他的几个文章目录，那上面百分之九十都是论辩文章，湖南人的好勇斗狠跃然纸上。而且，一写这种文章，他的杂文笔法就开始发威，文笔老辣地道，让人心惊胆颤。为见其风采，姑抄几句，引以为证。
用“大言不惭”这四个字来形容柯云路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是我去年年初读了一篇《柯云路访谈录：我做的事情在中国只有我能做》（见《文艺报》），又在今年年初读了另一篇《柯云路访谈录：柯云路亮出回归信号》（见《山西发展导报》）之后想到的。两报都配发了柯云路的照片。不过两张照片的表情不大一样：《文艺报》那张指手画脚，盛气凌人；而《山西发展导报》这张却笑容可掬，一团和气了。腿上还叠放着一大堆企图推销的书。一年的时间并不长，变化可真大啊！
但柯云路的大言不惭却丝毫也没有变。
这是《大言不惭太可笑》（《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3期）中的开头段，嬉笑怒骂间，就让柯云路现了原形。他的论辩文章无论写古写今，都是这样一种笔法。即使是长篇大论，宋先生也要夹枪带棒。在我的印象中，除了那篇“社论体”，宋先生似乎就没有写过那种一本正经的“学术体”文章。他的学生曾与我议论过宋先生会写文章，说的就是他的“杂文体”，对此，我也深有同感。1993年始，因一刊物相约，我写过一组文化随笔之类的东西。宋先生知道后，先是把我的两篇文章要过去看，然后随手订正了杂志上印出的错别字。其中一篇《嚼一嚼文化快餐》，我写的时候造了个“文化慢餐”，以和快餐相对应。宋先生看完后跟我说：“慢餐成何体统？与快餐对应的应该是满汉全席嘛。”我想，宋先生是凭着杂文家的敏感发现了我的问题所在。宋先生是我的四字师。
我见到宋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是《高鹗并没有骗人》，此文乃千字短文，与周汝昌先生商榷。文风依然故我，却发表在一家规格很高的“学术体”刊物上。文后特别附上了一行字：“2000年1月17日于四六六医院52病床。”
宋先生生病了，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耳道癌。因为这个病，我听说他在医院住过一阵子，还做了手术，却也因此落下个口眼歪斜的毛病。我最后一次见到宋先生是在第二年的夏天，路上不期而遇，寒喧了不到两句话，他就转到了二月河：“二月河这个鸟人，你说他搞的那一套是什么东西？”说这话时，他的嘴一歪一扭的，我就感到阵阵心酸。
不过，他的这个形象很快就在我心目中模糊了。我带到北京的相册中，有我亲自给他拍摄的一张照片，我会不时地温习一下。照片上提示的日期是1999年7月5日，那时，我已定下要来北京上学，却一直不满意那期封二上宋先生给我提供的工作照（那张照片一看就假，完全是摆出来的pose），就决定补照一张。虽然那期杂志已无法更改，但一是想留个纪念，二是想给宋先生弄一张好照片，以后他还用得着。我从朋友手中借出一架非常专业的尼康相机，就去宋先生家中拜访。先跟他聊天，等他身心放松下来，就捕捉战机，抓拍一张。这是一张让我非常满意的照片。照片中，宋先生侧坐在书桌前，书桌的边沿已经破损，桌上横一排竖一摞地堆着他的书、报纸和信件，只留下一个能放下本稿纸的空间。宋先生面带微笑，眼含嘲讽，落拓不羁，若有所思。七十一岁的宋谋瑒先生就以这样一种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当中。
去年暑假，我又回那所学校走了一趟，再也见不到路上一摇三晃的宋先生了，忽然觉得若有所失。那所学校已升为本科，新起的教学主楼，楼前宽大的广场，这都是我以前没见过的新气象。然而，我却固执地认为，那里面少了一道最耀眼的风景。
把所有的书搬到北京，忽然发现我还借着宋先生的一本书，却是忘了还。书为舒芜先生所赠——《舒芜文学评论选》，扉页上有“謀瑒兄教正”等字样，字是行楷，纤细隽秀。翻开书，隔三差五依然有宋先生的批改——他又在搞校对，那里面的错字、别字、漏字一一被他勾出来，换上了正确的写法。看到这些熟悉的标记，我想到了人亡物在，一时感慨万千。
我还要给宋先生还书吗？不还了，也还不了了。
2006年8月19日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5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