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近郊黄兴镇的黄兴纪念馆我去过几次了，那是黄兴的故居。我是沿着浏阳河去的。河的东岸，有开阔的田野，有一片绿荫，有一座旧式建筑。从第一次踏进那泥砖青瓦的院落，我就有写篇文章的想法。我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难解的心结。
据说，这座院落修建于同治初年，百多年来，饱经沧桑，旧貌未改。黄兴从出生到1896年冬，在这座院落度过了22个春秋。
黄兴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黄炳昆是长沙府学优贡生，担任过地方的都总。黄兴5岁就读《论语》，读《楚辞》，读《春秋》，十四五岁就文采绚烂，下笔万言，成了远近闻名的少年才子。
父母望子成龙，希望黄兴将来能出人头地，能光宗耀祖。遥想当年，这座院落的青油灯下，父母凝望儿子的深情目光一定充满了万千期待。
黄兴19岁了。他打点行装，灰布长衫，踏进了城南书院的山门。这是1893年春天的事情。这一去，黄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文化人格的构建。
城南书院是湖湘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坐落在长沙妙高峰下，与岳麓书院隔江相对，遥遥相望，交相辉映。黄兴走进了城南书院，如同走进了一座宝藏。
黄兴在城南书院埋头苦读的时候，北京城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所谓的“同治中兴”，所谓的“洋务运动”，都成了一江春水，都未能挽救国势衰颓的命运。清王朝垂垂老矣，已是日薄西山，已是危机四伏，已是千疮百孔。“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带给中国人的，又岂是精神上的刺痛？
光绪二十三年秋天，善化举行县试。黄兴抱着试试的心态走进考场。考中秀才是黄兴意料中的事情。就在全家为他举杯祝愿的时候，他却随口吟诵“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就在这天夜里，黄兴为自己制了两方印章：“铲除世界一切障碍物之使者”（朱文）和“灭此朝食”（白文）。
黄兴已不把应试获中当做读书的目的。他的一双清澈的眼睛，投向了城南书院外面的世界，投向了祖国的北方。那里是宽阔无边的黄海。那里狂风大作、杀声震天，那里波涛汹涌、炮声隆隆，那里有清军将士的浴血奋战，有小日本的张牙舞爪……
黄兴坐不住了。一切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坐不住了。祖国危在旦夕，当权者却在争权夺利。“人生识字忧患始，位卑未敢忘忧国。”黄兴要去救亡图存，要远涉千里，去赴死亡的盛宴。
黄兴与孙中山的第一次握手是在日本的东京。
1900年春暖花开的时候，28岁的黄兴正在湖北的两湖书院学习，湖广总督张之洞选他去日本留学。此后，黄兴曾十次进出日本，在日本居留长达六七年。日本的军事和教育，给了黄兴重大影响，日本的东京也成了他策划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黄兴原名黄轸，号杞园，他在日本改名黄兴，号克强。他在自述中说：“我的名号，就是我革命终极的目的，这个终极的目的，就是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
黄兴决心以身许国。在30岁生日这天，黄兴从日本回到湖南长沙明德中学当老师。利用教书作掩护，组织成立“华兴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明确口号。他与刘揆一等人策划长沙起义，准备在慈禧太后70寿辰的“万寿节”暴动。不料事泄，黄兴再次出走日本。
黄兴这次抵达日本是1904年11月底，这是他第三次涉足日本领土。他与宋教仁等留日学生商议，要“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这一次有了黄兴与孙中山的第一次握手。这是两位历史巨人的握手。
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孙先生是革命的先行者，多年来一直为革命奔走呼号，寻找机会。他问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日本的留学生中有没有杰出人物？官崎是黄兴的朋友，他很自然地说起了这个有性格有血性的湖南人。黄兴曾在日本编译《游学译编》，宣传反清革命；组织拒俄义勇队，在留学生中享有很高威望。
黄兴与孙中山第一次握手，或许是个历史的细节，但确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中国同盟会从此成立，中国革命力量从此聚合，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从此开始。
——1905年8月20日下午2时，阳光正好。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宣告成立。热烈的掌声中，黄兴宣读了由他组织起草的章程草案。黄兴说，同盟会的宗旨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黄兴清脆的湖南话铿锵有力。他的声音传向很远很远，传向了大洋彼岸，让清廷的遗老遗少吓破了胆。怎么又是一个湖南人呀？杀了谭嗣同，还有后来人？清王朝磨刀霍霍，还要做最后的挣扎。
根据黄兴的提议，孙中山任同盟会总理。孙中山提名黄兴任执行部庶务，“庶务实居协理之职，总理缺席时，有全权主持会务”。
这是一群年轻人的聚会，是一群书生的集合。同盟会会员个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他们放下笔，拿起枪，立誓要推翻清王朝，要用青春、热血和生命去谱写民族复兴之歌。这时候的民族意识，凭借其散发出来的感染力，成了民族的最大能源力量。
——1907年9月，黄兴策动了广西钦州、防城起义，他要在神州大地点燃武装起义的烈焰。随后，他又组织了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黄兴领导钦、廉、上思起义，率领200余人的队伍，历经数十次，击败十数倍敌人，履险蹈危，身先士卒。最后弹尽援绝，退至河内。
——1911年4月27日，黄兴在广州组织暴动。他自任起义总指挥。这次起义在激战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以失败结束。黄兴被敌人的飞弹打断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这是后来人们敬称他为八指将军的来历。收殓殉难者，得遗骸72具，合葬城东黄花岗。人们称这次起义为“黄花岗起义”。黄兴原计划兵分十路的一千多起义军，在战斗打响时只有他自己率领的一百多人。明显的敌我悬殊，敌强我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像精卫填海，就像夸父逐日，表现了一个书生报国的壮烈。黄兴率领的部队，用钢枪拨开了香艳的雾障，用铿锵的步伐打破了午夜的歌吟。起义震惊中外，连镇压这次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也不得不承认：“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胡元炎也说：“自黄花岗事出后，全国人心皆趋向，革命自成功矣。”
黄兴是屡败屡战的英雄，打倒了再站起来，打落牙齿和血吞。他一身戎装，一支短枪，一双眼睛里闪射出的依然是毅然决然的目光。树绿了，花开了，太阳出来了，他下令发起冲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起义总指挥黄兴已经抱定了从容赴死之心。他没有打算再回去。没有国哪有家？他在给同盟会会员邓泽如的信中说：“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绝笔于此，不胜系恋。”同一天他给孙中山、冯自由、梅培臣等人都写了绝命书。他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去赴死，而是为了理想、信念和祖国。
——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起义军迅速攻占了湖广总督府。10月28日深夜，黄兴乔装进入了武昌，以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的身份发布战斗命令。马蹄声声，战鼓催人，阅马场高筑将台，黄兴的湖南话在暗夜里久久回荡：“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唯清廷仍未觉悟，派兵南下，对革命为敌，我们现在第一要先把清军逐走，然后进军北上，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
在这之前，黄兴领导的同盟会中部分会在上海成立，首要目标就是策划两湖起义。在付出一次次沉重代价之后，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党人终于达成了共识，起义的首选之地是北京，其次是长江中下游，下策才是边陲之地。北京有重兵把守，那就把矛头对准武昌吧！
在武昌搏杀的日子，黄兴抽空去了屈原的纪念馆。湖南汩罗江是屈原赴死的地方，而湖北是屈原的出生地。现在黄兴来了，一个湖南书生到了屈原的诞生地，他要在这里抽刀断水，要在这里挥洒热血。历史就是这样巧合，这样重叠，或者说是一种互动，是一脉相承。一个因理想无法实现去献身，“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个要为推翻皇权、实现民族解放而奉献生命。黄兴甚至要把年仅14岁的儿子带上战场，深情地说：“努力杀贼，一欧爱儿。”那幕场景，让人心碎。
由武昌起义引发的全国革命波澜，就这样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中国革命早于俄国完成，给列宁也带去了巨大震动，布尔什维克党起草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表示“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为他们感到欢欣鼓舞”。泥沙沉积的中国历史河流，经过辛亥革命的清淤排沙，从此变得清澈顺畅，变得宽阔雄奇。
一个浏阳河边走出的湖南书生，就这样击楫中流，纵横中国。大江东去，浪淘尽，几多风流人物？
此刻的黄兴，肯定想到了与孙中山的第一次握手，那是一次偶然的握手。偶然包含着必然，必然往往通过偶然的形式来实现。走向共和应当是历史的必然航向。我们可以作很多假设：如果没有黄兴与孙中山的联合与发起，就没有中国同盟会；没有同盟会，就没有中国革命党，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但孙中山只做了一个多月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4日，孙中山给袁世凯写信：“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离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有了孙先生的承诺，袁氏向清廷孤儿寡母逼宫，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了。
读书人独有的善良、软弱和历史的局限，让革命党选择了退让，选择了放弃。袁世凯成了武昌起义的最大赢家。
黄兴痛心疾首。武人当国，意味着从君主立宪转向走宪政共和之路将变得困难重重。这是黄兴不愿看到的结局。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轻轻松松地捧走了，伟大的国家计划受到历史的讽刺，脱离了正确的轨道。他不愿意看到已经挣脱了旧的怪圈的国家和民族，再滑入新的怪圈之中。
阅读黄兴传记的时候，我发现再造共和是黄兴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他生命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是霹雳手段，是英雄悲歌。在这之后，时空激荡，雨横风狂，他面对了新的政治命题，面对了新的人格考验。
黄兴的生命之舟开始了极其危险的航行，开始了一场权力、韬略、阴谋与尊严的角逐。在大起大落，在动荡纷扰中，黄兴要破釜沉舟。黄兴选择了做南京留守。这时候的中国大地，王权解体，群雄逐鹿，军阀混战。处处是烽火，处处有枪声。有人占山为王，有人趁火打劫，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完全没有了国家秩序。必须把局势尽快稳定下来。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国家大利。
也只有黄兴有这样的历史前瞻，有这样的果敢和气魄。他以南京留守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命令，遣散了手下30万人的部队。清王朝推翻了，大家回去种田耕地去吧，每人给点盘缠，好好去过日子。不要再给国家添乱了。
黄兴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统帅，但他并不喜欢战争，不喜欢穷兵黩武，不喜欢争权夺利。打仗的目的是为了永久的和平。黄兴的一道命令，就这样解放了身处漩涡的人们。
在南京留守的日子，黄兴总是很忙，总是风尘仆仆。他所期待的，是这个时代的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同步发展，是海晏河清。黄兴接见各县代表，签发各种文件，处理各类矛盾，轻重缓急，有条不紊。他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他说有了实业，国家才有财富；他提出召开国民教育大会，全民普及教育；组建国民银行，抵制袁世凯的举借外债，他说国家权益不能受到侵蚀和损害；他严禁种植鸦片，禁运禁植。黄兴的苦心孤诣和高风亮节，黄兴的“频年奔走，志在保邦”，为民国初年的政局带来了一股新风。
就在黄兴辛苦奔波的时候，革命党内起了争执。为了革命事业的大局，黄兴辞去南京留守的职务，回到了故乡。我想象黄兴荣归故里的情形，一定是万人空巷，锣鼓喧天。那是1912年10月31日上午，雨后初晴。黄兴踏上长沙码头，就听到了欢呼的人群里，有小学生们放声高歌：“凉秋时节黄花黄，大好英雄返故乡……”
人生弹指芳菲暮，离开故乡八年了，黄兴终于明白。再坚强的人，也挡不住乡思。思乡缠绵绕骨，无可逃脱。去看看城南书院，去看看天心阁吧，黄兴骑上了湖南督军谭延为他准备的高头大马。在天心阁，黄兴久久伫立，泪眼模糊。城墙上的累累弹痕，勾起了他的思绪。他仿佛听到了太平军攻城的声声战鼓，一字一顿地说：“我革命的动机，是少时阅读太平天国的杂史而起的。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之叹。”他还说：“今之倡义，为国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
金秋的风，把黄兴的声音传向了很远很远。革命党人听说了，更加维护团结，更加敬重黄兴；孙中山听说了，很动情地说：“谁为长城？岳岳英英；谁树典型？炳炳灵灵。崎岖十载，天壤一人；怀此民物，以及友生。”
黄兴与孙中山也有过争议，有过意见相左的时候。民国肇建，要做一面国旗，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政治符号与象征。一种意见是用红蓝白三色旗，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三种现代价值，一种意见是用五色旗，象征着满蒙藏汉回五族共和。孙中山主张把青天白日党旗变成国旗。黄兴不赞成，民国议会也没有采纳孙先生的主张。这丝毫不影响两位伟人的友谊，丝毫不影响黄兴对孙中山的尊重与支持。他们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共同弹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歌。
1916年10月31日，一条消息让海内外震惊，甚至无法接受：黄兴去世了，死在上海福开森路的寓所，年仅42岁。医生说，是大口大口地吐血而亡。史料记载，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黄兴已患有胃出血症。旅美期间，又曾大出血。由于操劳太多，元气已溃。后来肝部又见肿大，病情急剧恶化，“不可复救”。
黄兴留下了一份遗嘱。临终之际，他牵着革命党人李根源的手，气喘吁吁，一字一句地说：“国会应注意立法，法立而政治有依据；只问政治，则政治愈纷乱而不可收拾。”
这是他的政治交代，死亡无法摧毁他高山深海般的信念。当众多的革命党人还在单纯地追求“排满”“反清”时，黄兴已从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中借鉴民主共和的思想了。他多次写文章，多次发表演说，他指出封建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分野，在于是人治还是法治。这是他的英明和远见卓识。
蔡锷是在日本东京医院的病床知道这个噩耗的，他知道，民国时代再也找不到一呼百应的统帅了，再也不会有寒光闪闪的亮剑了。他想起黄兴与他策划的讨袁护国战争，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蔡锷含泪写了祭文，又写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公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八天后，蔡锷因悲伤过度，溘然离世，年仅34岁。不及旬日，危难的祖国顿失二擎天柱。
黄兴死了，留给子女的，是一些账单，是一笔债务，是一句遗言：“为天下苍生哭。”原先，黄兴的父亲留给儿子的是几百亩田产，可黄兴将田产全部卖掉，将白花花的银两去筹了军火，闹了革命。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和民族，家里的积蓄又算什么？现在，已是家徒四壁，只剩下用过的毛笔和指挥刀了。黄一欧将父亲的笔和刀锁进墓庐。他知道，这是父亲的最爱。让它去陪伴父亲吧，要不父亲会孤独的。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是黄兴的生命过程。
（摘自《十月》2007年第3期，原题为《书生报国》。来源：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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