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军区原副司令员刘转连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屡建功勋。曾任红军“模范师”师长、三五九旅旅长、军长、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革命战争年代，他以其智其勇创造出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军战史上记载着他叱咤风云的辉煌。然而，世上没有常胜将军，刘转连有过关斩将的荣耀，也有走“麦城”的低谷，正如路有高低不平，月有阴晴圆缺——
新婚之妻遭调戏“模范师长”诉冤屈
刘转连，原名叫刘昌发，1912年9月11日出牛在湖南省茶陵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石陂村。1926年秋，中国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湘赣大地，只有十几岁的刘转连积极参加识字夜校，还加入了由农会组织的童子团，初步受到了革命斗争的熏陶和锻炼。不久，刘转连参加了红军，在红六军团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闭长、师长。在长征期间，朱德总司令命名的“模范师”师长的刘转连，率领全师作为军团的开路先锋，血战甘溪，抢路突围；围城打援，忠堡奏捷；强渡澧水、沅江；将军山设伏歼敌；甘孜受命，攻克两当，一路过关斩将，打了一个义一个胜仗妙仗。陈伯钧军团长称赞这支部队“是好样的，不愧是模范师”。刘伯承总参谋长称赞他们这种以少胜多、顽强坚决的战斗精神值得发扬。
1937年7月，日军全面侵略中国，全民抗战爆发。8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定，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此时，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改编为第一二○师三五九旅(下辖七一七、七一八两个团)。时任红六军团“模范师”师长的刘转连，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团长的刘转连，带领全团在三井镇重创日军，歼敌300多人；四十里峪机巧设伏，全歼日军田原大队(310人)，烧毁敌军车38辆；在五台山的上下细腰间与日军狭路相逢，勇猛出击，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歼灭日军700余人。
1941年春，三五九旅奉命开进了南泥湾，一边保卫延安的南大门，一边从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部队开进南泥湾初期，刘转连却没有随部队去南泥湾，应他本人请求于1941年1月，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刘转连要求离开战斗部队，去党校学习，其主要原由是碰到了一件极不顺心的事，使他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原来，刘转连作为一团之长带领部队在前线与日军拚杀的时候，他新婚不久的妻子邸某，在驻地却意想不到地被人调戏，而且此人还是刘所在部队的领导。刘转连从前线回来，听妻子哭诉事情经过后，大为光火，他到当事人当面对质，与其大吵了一架。此事闹到王震旅长那里，这位纵横疆场威震敌胆的勇猛战将，在处理这件事上却粗了心，“各打五十大板”不说，最后又以组织名义认定为：地主子女出身的刘妻勾引党的干部，破坏干部团结。如此定性这个问题，刘转连不能接受。之后，在一次从旅部开完会返回团队途中，他向团政委打了个招呼，便到所属部队巡视工作，顺道去了妻子工作的清涧小住了两日。此事，被那位与他有“矛盾”的上级抓了个把柄，将“私自离队，擅离职守”等过失凑起来，竟给了刘转连一个“撤职”处分。
刘转连万万没有想到会这样，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便按组织程序向上级机关申诉。期间，经上级有关领导批准，受撤职处分的刘转连，于1940年9月到延安治病，做了一次“取弹片”手术。接着又休养了两个月，之后就去了中央党校学习。
刘转连的申诉，引起中央军委领导的重视，军委责成总政治部有关部门认真调查处理此事。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亲自过问，并专门派人详细调查了解这件事。经调查确认，第三五九旅党务委员会于1940年8月8日对刘转连处分决定是不妥当的。处分以“未经首长与政治机关的审查和批准竟与条件不够的地主女子结婚”、“不尊重党的组织与纪律”、“擅离职守，违反军纪”等为理由，均与事实不符。八路军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于1941年2月8日作出决定，纠正了三五九旅党务委员会对刘转连所作的错误处理，取消了对刘的处分。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2万多人进犯富县地区。在陕北三边(定边、靖边、安边)保卫战中，刘转连所在的七一七团英勇作战，威震敌胆，曾创下“一个班打垮顽军一个营”的战斗奇迹。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全团官兵，热情赞扬道：“你们到东边，东边安全；你们到西边，西边安全。你们是一支能打仗会生产的部队，敌人不来就生产，敌人来了拿起枪杆去战斗”(见《楠泥湾革命纪念锄展览资料)。后来，毛主席亲自对三五九旅王震等领导讲了搞好团结的问题，并说：“三五九旅的团结搞不好，由你王震负责。”
1942年春，刘转连在中共党校学习尚未结业就被调回到三五九旅，升任旅参谋长。他直接由延安去南泥湾，参加并指挥了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冲锋在前却降职不气不馁立战功
1945年6月，以三五九旅等部队组成的八路军南下二支队在司令员刘转连、政治委员晏福生率领下，离开延安，南下抗日。部队就要出发了，告别延安，告别党中央，告别南泥湾这片火热的土地，刘转连的心情激动不已，他很想再见见毛主席，亲聆主席的教诲和指示。这个愿望很快实现了，毛主席亲切约见了他和苏进副旅长。谈话中，主席讲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景、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组织南下部队抗日的重大意义，对三五九旅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强调了部队南下应注意的战略战术问题、政策问题、团结问题等等。毛泽东满面春风，侃侃而谈。不知不觉谈了一上午，毛主席还兴致勃勃地和他共进了午餐。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自部署下，这支英雄的部队，横穿晋西北，翻越吕梁山，边打边走，渡过汾河，跨越黄河，很快进入河南省地界。
9月中旬，他们欣闻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此时，正在南下途中的刘转连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停止南下，立即北上，向东北挺进。刘转连率部辗转穿行于敌伪的夹缝里，人不卸甲，马不停蹄，连续行军近2个月，于初冬季节抵达沈阳，部队恢复三五九旅番号，刘转连任三五九旅旅长，部队扩充到7000多人。三五九直打到黑龙江，从南满、东满打到北满，一路势如破竹，1946年4月解放哈尔滨。之后，又相继解放了安东(今黑龙江省密山市)、虎林、宝清、林口、鸡西、富锦、勃利等北满十几个县。三五九旅部队所到之处，敌匪无不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他们和兄弟部队一道，将号称“四大旗杆”的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和孙荣久等土匪头子一一擒获或击毙。
1947年1月，三五九旅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刘转连任独一师师长。独立第一师自始至终参加了三下江南的战役行动，打了不少漂亮仗，但是，在苇子沟战斗中却没有打好。刘转连这位身经百战的勇将，这一次却走了“麦城”。
1947年春，刘转连奉命率独一师部队过松花江，向德惠方向前进，准备攻打从德惠出来增援靠山屯的敌人，以保证五师攻打靠山屯的战斗。他们拂晓渡过松花江，在向德惠开进途中，于当日下午接到命令，要他们立即调头向西，于次日拂晓前到达指定地点靠山屯西北集结待命。于是，独立一师部队就前锋变后卫，后卫改前锋，又由东向西挺进。当晚，靠山屯守敌被歼。第二天拂晓，刘转连率先头部队赶到靠山屯指定地点，后面大部队和电台还没有赶到，就由打靠山屯的五师转来东总的电报，命令独立一师立即南下截击由农安出来增援靠山屯回窜的敌人。刘转连和李信副政委没等后继部队赶到，便立即出发，带领一个营的先头部队，急行军一天多，赶在回窜之敌的前锋部队之前。由于他们只有1个营，主力部队在后面还没上来，而敌人是一个师(八十七师)。他们虽然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消灭了一部分敌人，敌人主力部队却利用夜暗由向东改为向南跑掉了。
到了嘴边的食物没有吃上，眼看敌人一个师从眼皮底下溜掉，据说林彪当时气愤之极，怒道：“师长应该枪毙!”然而，刘转连也有说不出的委屈，他带着先头部队一个营上去了，别的师领导带着师主力在后面支锅造饭，躲避敌机，致使师主力姗姗来迟而失掉战机。但这话他怎么能讲出口啊，无论如何，未能完成阻歼任务，作为师长的刘转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由独立一师师长降职为独立三师副师长。本来，由红六军团改编的三五九旅到东北后，扩编时至少应该考虑扩为一个纵队(军级单位)，而实际上只改编成一个师。八路军的一个旅，是红军队伍压缩后的大旅，当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到东北后不成了“东总”司令员吗。据刘转连后来在广州休息时向家人回忆，在部队发展问题上，林彪是有亲有疏的，在东北时，三五九旅部队发展受到限制，可能与此有关。他这个红军时期的师长、八路军的旅长，到东北解放战争结束时，还是个师长。
刘转连到独立三师上任时，该师师长曹里怀就已经调走了。1个多月后，任副师长的刘转连指挥独立三师打北吉林外围战斗，全歼国民党第六十军一个团，俘虏敌团长及其以下720余人，受到东北民主联军刘亚楼参谋长的表扬，随即任命他为独立三师师长。刘转连率领独立三师又在韭菜坨子附近打了几仗，连战连捷。
九年迫害无宁日知足长乐心如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转连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副军长、军长兼赣西南军区司令员，任广东某军军长兼粤东军区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司令员。1962年10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就在刘转连在这个岗位上大刀阔斧、兢兢业业地忘我工作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一场横祸无情地落在了他的头上。
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沈阳军区机关。11月，攻击沈阳军区领导的大字报就陆续张贴出来了，其中就有攻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转连的大字报。一个多月后，上边来人，在军区的一个干部会上，点名说刘转连是贺龙的人，是贺龙在沈阳军区的“黑爪牙”。之后，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造反派抄了刘转连的家，当刘转连回家看望的时候，造反派从二楼把他拽了下来，腿摔成骨折，送到医院之后也不让家属去看，未治好病就给撵出了医院。
1967年4月5日，有关部门宣布刘转连停职反省。革命一生，南征北战，出生人死的刘转连难以理解：“我反省什么问题呀，是什么理由啊，搞这么个运动，整那么多老干部为了什么呀？”“红军时期，我是二方面军六军团的师团干部，贺龙是二方面军的首长，我们并不很熟悉，只是正常上下级关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交往。再说贺老总不也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吗，怎么一下子成了坏人呢?”带着一系列的困惑、迷茫和苦闷，声势浩大、令人难以驾驭的政治运动，极端无奈地把刘转连推到痛苦的深渊。
随着运动的发展，对刘转连的批斗接连升级，从“触及灵魂”到“触及皮肉”。他们对这个沈阳军区最大的“走资派”进行了残酷的体罚。一次，在挂牌游街时，军区的造反派边斗边按他的头往牌子上磕，磕出一条大口子，鲜血直流，缝合了7针。游街回来，就对他批斗、打骂，让他跪在凳子上交待与贺龙是什么关系。有时从白天批斗到晚上12点，晕过去了用凉水泼一下，继续轮番审问。在一次批斗中，刘转连心脏病发作，心动过速6个小时没人治疗，险些断送了性命。
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刘转连要夺陈锡联司令员的权。刘转连副司令员在边防视察工作期间，与苏联人员见面时曾礼节性地打过招呼，组织安排他出面在沈阳接待过苏联远东篮球队等一些正常工作活动，这就被说成投降苏修等等，就变本加厉地对他进行折磨，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墙倒众人推，在被“专政”的岁月里，就连原来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像躲避“瘟疫”一样，离他远远的，唯恐受到军区这个最大“走资派”的“毒害”和牵连。他原来非常信任的一个警卫员，也竟然变成了“阶级仇人”，经常身上带着凶器，监视着刘转连的一举一动。
家里的房子这边住着刘转连一家，那边住着造反派。冬天，暖气只烧那边，这边就不给供暖，暖气片都被冻裂了。刘转连和老伴李希(与邸离婚后，1952年4月与李希同志结婚)带着4个孩子，只好用热水袋取暖，孩子们都被冻感冒了。看着被冻坏的暖气和冰窟一样的房间，连来维修的水暖工都看不过眼，气愤地说：“整人也不能这么整法呀，”在那个颠倒黑白的日子里，对这么一位老革命、老将军竟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做不到。有病不给治，有个时期刘转连低烧一个多月，都得不到治疗。
在那个是非混乱的年月里，刘转连的老伴，这位1941年参加革命的抗战干部，在辽宁省医药公司工作的李希也没躲过那场灾难。她受到牵连，挨了批斗，要她与刘划清界限，之后被下放到沟帮子的五七干校。林彪的一号命令发布后，软禁在沈阳的刘转连被疏散到辽宁省军区兴城五七干校，在那里一边被监视劳动，一边接受调查、反省问题。几个孩子扔在家里没人管，一家人被逼得妻离子散。后来，上面允许李希到兴城干校与刘转连一起生活。在被监视劳动过程中，规定刘转连的活动范围不能越过他住的那间小房的“前三米和后三米”，并始终有“专案组”的两个人跟着，让他随时反省交待问题。
有一次修围墙，“专案人员”明知刘转连身体病弱，干不动体力活，仍然给他分派了很重的任务，让刘转连自己完成，不许别人帮助。呼啸的西北风夹着雪花吹打着老将军的面颊，老人吃力地挥动着铁锹，抖动的双手缓缓地搬运起冰冷的青石。汗水挥洒间，将军想到了许许多多：他想起当年带领三五九旅健儿在南泥湾挥舞锹镐，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往事；想起数十载血火疆场，打败国内外反动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激动时刻；想起一生中几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可是眼下竟是这样，自己身陷囹圄不说，这么大的国家被闹得乱糟糟，历史的航船究竟要驶向何处去，老将军心急如焚，他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
在被“打倒”的岁月里，刘转连的健康每况愈下，肺气肿、心脏病、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身，加上被打的硬伤，身上伤痕累累，体重由原来的130多斤下降到只剩90斤。但无论多么困难，他始终坚信党、坚信人民，坚信真理和正义终将战胜谬误和邪恶。1975年8月，中央军委命令，恢复刘转连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职务。刘转连欣然服从组织分配，回到沈阳，他原来住过的房子被别人住上了，入住者见他官复原职，主动要搬出来，刘转连说：“不必了!”自己住进了比原住房条件差的房子。家里的东西在“文革”中失散了，他也知道去向和原因，但他不去索要和索赔，本着向前看的原则，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埋头工作。他带病到长春、吉林、蛟河、延边等地看望部队，视察边防，指导工作。以后，每当亲友同刘转连谈到“文革”中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时，他总是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受的这一点委屈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比，算不了什么，不值得放在心上。无论怎么说，没有我们的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一家，就没有我这个苦娃子的今天!”他就是这样对党情深似海，对人心宽如海，心地坦荡，淡泊一生。
1992年10月28日，刘转连病逝于广州，享年81岁。 （来源：http://www.red-soil.co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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