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杨杨开慧就义:誓死不与毛泽东脱离关系 |
［作者：佚名 来源：腾讯网
更新时间：2008-4-23 文章录入：hnmrw1］ |
“骄杨”就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杨开慧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带着孩子由武昌回到故乡长沙板仓一带开展地下活动。1930年8月，围攻长沙的工农红军撤退后，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键卷土重来，在全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组织“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四处捕人，并悬赏一千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何键密令长沙警备司令部派密探到板仓，伙同福临乡乡长范觐溪追捕杨开慧。由于当地群众及时报信掩护，杨开慧多次转移到外婆家，得到五舅向理卿一家及其他亲友的周密关照，才得以脱险。
10月，杨开慧回到板仓不久，不幸被敌人的密探发现。次日拂晓，80多个敌人把板仓团团围住。杨开慧对此早有准备，已将党的机密文件烧掉或转移了。敌人把杨开慧、毛岸英及保姆陈玉英一起押解到长沙，关进陆军监狱。狱卒用尽各种办法对他们进行逼供，均遭失败。杨开慧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阴暗恐怖的牢房里，她教岸英识字，嘱咐他长大了要听爸爸的话。她对前来探望的亲友说：“死不足惜，只望革命早日成功。”杨开慧嘱咐亲友用自己保存的一段蓝颜色布料代做一套新衣。亲友知道她平时不爱穿新衣，而今要做新衣，可能是为牺牲做准备了，都感到十分悲痛。
当时毛、杨两家都无人在长沙，住在长沙的杨开慧的六舅妈严嘉勇挑重担，十分冷静地做了营救准备。她托住在离监狱不远的堂兄向澍霖，打听狱中动态，以便相机行事。她还不顾个人安危，带着女儿探监送物，传递消息。与此同时，杨开慧的七舅向定前派同济青布庄店员杨振湘护送杨开慧母亲向振熙去南京，与正在南京的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一道找到章士钊、蔡元培、谭延闿等营救杨开慧。南京政府屈于外界压力，曾致电何键，嘱其缓刑。何键等深知事久多变，便不再迟疑。他一方面把南京政府的电报压下，另一方面通过制造谣言，策划游行示威，并叫嚣说：“毛泽东的堂客(湖南方言，意为“妻子”)不杀，别的政治犯都可以不杀了……”
11月14日，天下着毛毛雨，杨开慧被提出监狱。这是敌人对她进行的最后一次审讯。敌人说，只要杨开慧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马上恢复她的自由，遭到杨开慧的严词拒绝。执行处长喊道：“杨开慧既不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又不自首，应立即处决。”杨开慧大义凛然地走出了省“清乡”司令部特种刑庭。她贴身穿了一件新做的蓝色布衣，外面罩着她与毛泽东分手时穿的旗袍，灰色的袜子，黑色带袢的布鞋。敌人把标子插到她的颈子上，用黄包车拖往刑场……
当时，在监狱署担任会计的向澍霖在路上刚好遇见刑车，闻风尾随而去，然后急往学宫街向严嘉报信。他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说：“六嫂，不好了!霞妹子(杨开慧乳名)已被押解到识字岭去执行死刑了……”噩耗传来，亲友们悲痛欲绝。
严嘉与向澍霖合计：开慧是女的，装殓遗体，要换换洗洗，很是不方便。毛家、杨家又无人在场，而事不宜迟，于是她马上就想到身边的至亲里面，杨开慧的表嫂郑家娟与杨开慧有过较深交住，加上年轻，手脚灵活，她去最合适。严嘉和郑家娟等人在识字岭的一处荒草丛边找到了杨开慧的遗体。她面目从容如生，手紧握着，指甲里塞满了黄土。郑家娟含泪为她轻轻擦洗，换上带来的衣服、鞋子、袜子。众人一起共同完成了装殓事宜。
事后，根据杨开慧的生前交代，大家经研究讨论，决定将她葬于青松环绕的棉花坡山头上。不久，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杨开慧牺牲的噩耗，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毛泽东寄来30块银元，以杨开慧的3个儿子名义立碑，墓碑上刻着：“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杨开慧遇难后，毛岸英兄弟出狱，先住在严嘉家，后回到乡下，向理卿、向明卿、向定前为防何键加害岸英兄弟，于是派杨振湘护送他们去南京，再与李崇德(杨开慧的嫂子)一道将他们送往上海。
葺墓立碑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赴朝作战前，决定回长沙乡下祭扫母亲的坟墓，并看望住长沙市学宫街的外祖母向振熙。接到通知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打电话到长沙县委，询问杨开慧烈士坟墓的现状，嘱相关人员调查后向省委汇报。mrzl.com
杨开慧墓地在长沙县东乡板仓，距长沙市百里之遥。当时交通不便，下车后还要步行30公里才能到达墓地。烈士坟墓由于当地群众的爱护一直保护较好，且建有半月式墓围，并树有碑石“杨开慧之墓”，但无烈士标志。县委据此向省委汇报，并请示是否对其进行适当修整。省委答复，此事需请示中央和毛主席本人。
不久，省委办公厅在电话中告知长沙县委：对于杨开慧烈士墓地，经毛主席首肯，同意休整，在80万元(旧币，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后来的新币1元)内开支处理。长沙县民政局经实地调查，在听取当地居民和建筑专业人员意见后，提出了修整陵墓的方案：其一，修—条便道通向墓地；其二，在半月形石墓前面加横匾石，将坟墓圈起来；其三，于墓侧用红砖砌一个烈士碑亭。按此计划，预算修墓费用为240万元。经县委讨论决定超支的160万元由县财政支出，不再找省委增补。经过紧张施工，在毛岸英到达之前，杨开慧墓被修葺一新。毛岸英如期而至，对母亲进行了简朴而庄严的祭奠，随后踏上了朝鲜战场，一去而未归。
1956年，在当地政府关心下，一条由板仓通向外界的简易公路修成了。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新民、开慧两乡合并为“开慧公社”。在1958年秋季，当地政府重修烈士墓：一是在墓围上首改竖了一块“杨开慧烈士之墓”的石碑，并特意将墓基适当扩大了一点，下首置花岗岩护栏横匾，上刻“忠烈长存”4个大字；二是在墓的旁边建了一个竹木结构的六角纪念亭，上盖杉木皮，虽然简单朴素却也更增添了庄严肃穆气氛；三是在亭与墓之间竖了一个高约4米的纪念碑。该碑向山的一面刻着“革命烈士杨开慧杨开明杨展茔地”(笔者注：杨开明为杨开慧堂兄，杨展为杨开慧的侄女，二人为革命而牺牲)，向公路一面刻着“光辉长照后人心”7个字。1959年底，当地政府又在离墓地百米之遥，兴建了一栋小小的招待所，为远道前来瞻仰的人提供住宿。
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在长沙谢世，毛泽东寄去500元钱作奠礼，同时致信杨开智：杨老夫人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1967年4月，当地政府又重修杨开慧墓地并建陵园，占地约20亩。1969年，毛泽东的愿望得以实现，向振熙与女合穴并骨，新建的合葬墓落成。从山脚至墓区由三层梯形平台相连，墓冢在最上层正方形平台之中，墓碑横置斜放，汉白玉石质，刻楷书碑文“杨开慧烈士之墓”。其下镌刻毛泽东撰写“杨老夫人与开慧烈士同穴”的题记。另建大型词碑一方于墓后，镌刻毛泽东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杨开慧祖父杨书樵与父亲杨昌济的合葬墓以及堂弟杨开明烈士墓亦在陵园内。1983年，杨开慧烈士陵园被定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01年11月杨开慧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亲笔为之写下了“骄杨丽质，英烈忠魂”的题词。
(来源:党史纵览)
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许多学历史的学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旗下的军事指挥官。但这并非事实。孙中山于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逝世于北京时，他在广东的军事将领一直是许崇智。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许将军的参谋长。 孙去世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闹派系分裂。一般认为蒋走的是中间路线，因此能团结国民党，进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恺被暗杀时，右派的胡汉民据说和刺客还保持联系，于是蒋赶走他。接下来蒋就赶走许将军，因为许同样也涉案。许恰巧私德不检，他在广东沉迷赌博，常和风尘女郎来往。未来的委员长先摆平他的部属后，再邀许将军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际，蒋建议将军可以到上海休息三个月，由身为参谋长的他在广东清理门户。将军得知属下都已同意后，仍想替自己开脱：他至少需要几天工夫来处理家中私事，之后才能离开。这时蒋介石明确告诉他，许夫人和子女已在码头的船上等他。许崇智在城里享乐时，他的参谋长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从他的家人着手。许将军震惊之余，晚餐后立即搭船到上海，从此不再回来。他应当很有风度地接受整件事，因为依照当时军阀的惯例，在最后一道菜还没端出前，他很可能就被带到后院枪毙。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让蒋介石登上国民党总指挥官的宝座，并统领大军北伐。
我不知道这故事是否已形诸文字，我把它写下来等待专家的证实，因为我认为我的来源相当可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父亲，也曾当过许崇智将军的参谋长，尤其是在许当旧十四师的师长时。在蒋介石之前，我父亲黄震白和许崇智已认识了很多年。
我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正适合中国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贵州、云南和中南半岛，从海防搭船到广东，最后到了福州。在２０世纪初，这名年近三十、常在饥饿边缘的孤单流浪汉，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
在满清末年，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拟出一套策略，企图影响新成立的陆军和海军。他们从海外筹资，党人带着整袋白银和成捆钞票，进入军营或登上军舰，和军队接触。有时密使会被抓到，很快就被处决，甚至没有人会提他的名字。同时陆军或海军的人员就把钱财纳入私囊，什么事都不做。同盟会于是将策略改成渗透，或派人进入军队。父亲就是如此，他在福建进入省立的军校念书，当时的校长是一位旅长许崇智将军，和父亲的年龄差不多。父亲成绩优秀，不仅以第一名毕业，从许将军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许将军还劝他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南部各省立刻宣布独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辖。许将军扮演重要角色，将福建省交到革命党人的手中。父亲当时已经从军校毕业，立刻成为许将军的参谋长。在当时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代陆军还在萌芽期，各省强人只听自己的命令，中国开始踏上军阀之路。
袁世凯之死并没有带给中国和平，只是象征开启了十年的无政府状态。次年，中华民国分成北部和南部。当时的大元帅孙中山首先提出“北伐”的概念，如果当时加以实行，就可以算是“三次革命”。但他的广东政府也是南部各军阀抢夺的目标，单是清除这些军阀就可以构成“四次革命”。这时我父亲觉得已受够革命了，他回到湖南，和母亲结婚，次年我出生。戴愧生先生确定，这时他劝我父亲回来完成未竟的任务，但并没有说服成功。他并不知道，他的战友已变成顾家的男人。事隔多年，他在东京碰到昔日战友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已经三十二岁，正要展开自己的流亡之路。
父亲提早退休，第一个付出的代价便是贫穷。全家不曾饿过，但我们少有特殊享受，简单的正餐外更少有点心。长沙街头贩卖着蕃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阵阵香气一再提醒我，我从童年一直饿到青少年。 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我好盼望能拥有生平的第一枝钢笔，但我们家的预算只容我带一枝墨水笔，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时，同学在鞋子上加橡胶套鞋，闪亮又时髦。我却笨拙地踏着木屐，发出恼人的声音，令我无地自容。我抱怨上述事情时，父亲会告诉我他年少时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父亲显然对许崇智将军的评价不高，但他的这位长官兼“教师”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传统的忠诚及他的自尊驱使下，他不可能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而说起来在旧国民党的阶层中，蒋还在他之下。他同时还考虑到，他离开党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但他没有其他选择。母亲常告诉我和弟弟：父亲牺牲很多，他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一些。我们应该专心学业，准备上大学。父亲希望我们当工程师，或是靠建设性的工作来体面赚钱，不要当政客或军人，更绝对不要当革命党人。
对紧张和过度担心的父母来说，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初的长沙绝非居住的好地方。在“白色恐怖”时期，三天两头就出现公开处决共产党人的场面。甚至很难避开街上的行刑队伍，因为太过寻常了。通常队伍前会响起尖锐的号角声，士兵亮出枪尖上的刺刀，大叫：“杀”囚犯的手被反绑，在推挤之下走过街道，有的面如死灰，有的脸色潮红，大吼大叫，表达不满及反抗。他们甚至无法有尊严地死。
传统的死刑令是把一小片纸贴在竹片上，挂在犯人的脖子上，纸片上用黑笔写着犯人的名字，但上面用红笔重重画上一笔，象征依法结束犯人的性命。在队伍中总有光脚的小孩穿梭奔跑，兴奋地开嘴，将整件事当成玩乐嬉闹的场合。不论犯人是恐怖分子，或是理论上赞成阶级斗争的书呆子，在执行死刑时都没有差别。显然有些年轻男女是受到牵连才丧生。有时也看得到青少年。
公开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小学时的我。父母不准我太接近执刑的现场。但有一个叫做邵先慧(音译)的同学比较大胆，他先看过后，再转述将他吓坏的经验：他想看清楚一些，于是爬到附近的树上。第一个犯人被砍头时，脖子一下子就消失了，原本是肩膀的地方喷出一堆血。同学说，他被吓坏了，紧紧抱着树干，闭上眼睛，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指甲抓着树皮。他不记得自己如何从树上爬下来。
在１９３０年，毛泽东的太太被处决，杨开慧是我三舅母的亲戚。三舅母目前住在常州，透过她，我们了解这个事件的一些细节。法官判死刑时，会让犯人选择枪毙或砍头。她选择前者，因为她不想让头颅被挂在公共场合示众。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三舅母的弟弟向钧，也被当成共产党员处决。行刑前一星期，我父亲去狱中看他，劝他请求宽恕，才不致送命，但他断然拒绝。他死时，只有二十出头。他的死在我们家投下阴影，父母亲提到他时，都会降低音量。
我念中学时，我们的学生代表大会蠢蠢欲动。代表大会虽然和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却要求撤换省主席任命的校长，并质疑军训课的存在，这也触及到省主席的权威。父亲要我置身事外，我不听，他居然亲自跑到学校，看我是否成为活跃分子，让我又羞又气。我气急败坏，因为父亲再也找不到在同学前羞辱耻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静一些后，父亲才对我解释，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在大众压力下，可能做出事后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我了解他为人父母的焦虑，但我并没有被安抚。青少年不可能自满于当老爹的婴儿。多年后我才开始体会他话中的要点。由于省主席何键的干预，这场学生抗议失败得一塌糊涂。
我们应该当懦夫，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父亲向我保证，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傻子。以父亲在民初的亲身经验来说，革命党人失败就成为烈士，但革命党人的领袖成功时就可能变成军阀。除了许将军以外，父亲还非常瞧不起黄兴。黄兴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们的亲戚。１９１１年４月，离武昌起义只有几个月，同盟会攻占广东巡抚衙门，黄兴成为英雄。虽然他有借口，但圈内人知道，起义失败时，他逃离现场，追随者却被逮捕，随后成为烈士。
一个对革命持这么负面看法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才能巩固他的立场。我知道父亲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得知。我知道，体力的勇敢绝对不是我们家族的特征。父亲一定努力证明过，在逆境时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１９３６年，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当时他一定认为，多年心愿就要达成，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对日本开战，全国一片混乱，他的梦想也被戳破。然而，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他虽然不安，却更高傲，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他以复杂的情绪说。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更不用说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幸的是，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辎学校毕业，从军三年，最后又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经过一连串的长期奋斗后，从斯坦佛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父亲至少有个儿子实践他的梦想。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
我起初尊敬蒋介石，也许正如郭沫若所说的，因为我是他的“忠诚信徒”。但随着时间进展，崇拜转成同情的了解。身为历史学家的我最后终于看到，对于国民党运动和其领导人蒋介石来说，命运赋予他们的行动范围相当有限。
我初次看到他是在１９３９年。在成都中央军校，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预期他会来检查。 但最兴奋的是，我们即将有机会和传奇般的伟大人物面对面。我们全都知道，蒋介石有一度和帮会扯上关系。即使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少将，身为亲近蒋的弟子，都不讳言，他曾在上海股市中赚了一票。在我们的印象中，蒋是大胆无畏的英俊年轻人。这样的印象大半来自经常被刊登的一张照片，拍摄时间是黄埔军校成立时，照片中的他摆出很帅的姿势，整理他的手套，似乎象征他随时准备行动。这时我们也已读过王柏龄将军的回忆录。他在书中揭露，蒋不仅以个人信用借钱来维持军校，而且还亲自设计国民党的军服，包括非常僵硬的环孔，让帽子向上翘，展现革命军人的精神。他有一度甚至想让第一期生在三个月内毕业，认为再稍微拖延，中国就没有机会重生。到此时为止，依我们的标准而言，他具备伟大名将的种种条件：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像力。即使只是名义上，但能当他的学生就让人心满意足了。
等到我们见到本人，失望到了极点，简直无法以文字描述于万一。虽然教官事先警告，校长来时，如果谁弄乱了队形，就是犯了严重的过错，一定会遭到禁闭的处分，但校长致辞时，一些学生倾斜身体，希望能看清楚演讲人，后排的学生则踮着脚尖。但他们的热诚并没有得到报偿。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无趣。我们期望是军人对军人间的谈话，像关起门来讨论当今局势，或是多少提到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但这些期望全落空。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告诉我们，要娴熟基本功夫，只要熟练基本战术即可，如果费心去思考战争的信念、概念，甚至战略，都是浪费时间。如此这般，我们仰赖领导我们赢得孤注一掷的战争，进而改写历史的人，谈话竟然像是教练班长一样寻常。他还老远从重庆来讲这些东西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不过也没有像他一样身兼所有军校的校长。
等到我们要朗诵“军人读训”时，他又亲自当起教练班长。不过，他却缺乏教练班长的体力和压迫感。“我念一则时，”他轻声说：“不要和我同时念。等我念完后，你们再复述一次。”他如此讲究细节，追求完美但是国语的“服从为负责之本”在他浓厚的浙江口音下却成了“屋层外无炸资崩”。后来我们就以嘲笑和模仿可怜的校长为乐。我可不愿当蒋介石的公关人员，即使是最能干的新闻官打造出的公众形象，他本人都可以轻易摧毁。
又有一次，站在讲台上的蒋突然发现，身为军校董事的戴季陶居然站在台下的听众中。他停下演讲，请戴和他一起站在台上，但戴客气婉拒。邀请愈来愈急迫，但戴非常谦虚，以同样的决心拒绝。其后数分钟，我们听到麦克风传来我们的校长蒋介石的声音：“嗯嗯，请，请”戴的声音没有连到麦克风，但从延长的悬疑气氛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正在进行某些对话。这场谦虚的拉锯战终于结束，戴顺从请求，走到台上，蒋才又继续演说。站在听众中的我心中怀疑，这些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物吗？如果在数千名顶着钢盔、站在太阳下的军校生之前，都无法避免虚华不实的形式主义，在处理更重大的事件时，他们的优先顺序只会更值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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