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处于紧急关头的严重时刻，一位曾与反动组织湖南“左社”作坚决斗争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宣传部长陈龙骧，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入湘后，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特别是自从十二月召开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及省政府颁布《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成立“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以后，全省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土豪劣绅及反革命份子运动，使敌人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当时虽是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十分激烈。蒋介石积极拼奏全国的反革命联合战线，阴谋策划反革命叛变。一九二六年十月，湖南省党部常委刘岳峙、监委李毓尧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的中央执监委及各省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期间，以甘乃光为首邀集一些人秘密聚会，发起组织“左社”反革命团体。会后回湘，刘岳峙立即以“全力从事党务工作”为名，辞去省政府财政厅长的兼职，抢先纠合一伙反动官僚、政客和学阀，暗中组织湖南“左社”，向革命力量发起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 

    当时陈龙骧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宣传部秘书、代理部务。“左社”骨干份子刘召圃利用在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时曾是陈的上司（当时刘任政治部主任）这种旧属关系，拉陈加入“左社”，对陈说：“国共合作的局面是不会长久的，到时期成熟时，我们掌握省府各厅处，现在要先作组织准备。”并许陈以建设厅长职位。陈龙骧对刘的这番“知心话”甚感骇异，随即向市党部执委会常委、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李亚龙汇报，并经李请示省党部执委、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夏曦之后，同意陈龙骧加入“左社”探悉情况。 

    陈龙骧打入“左社”后，始终表现出对党的耿耿忠心，他及时向李亚农汇报、请示工作，使我党对“左社”活动了如指掌。另一方面他有胆有谋，沉着应战，“积极”工作，使敌人对他深信不疑，并委以交际委员重任。这样也就更便于他全面掌握敌人的组织和活动情况。 

    湖南“左社”打着国民党左派的幌子，进行政治投机，企图分裂国共合作，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夺取领导权。他们千方百计地造谣、破坏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和组织发动，“左社”省总头目刘岳峙认为时机已到，利用其国民党党部常委及农民部长职权，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国民日报》公开抛出了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纲领——“湖南农运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污蔑农民协会会员为“流氓地痞”；反对阶级斗争，要农民和地主“联络感情”，“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农业改良之进步”；反对共产党领导农运，叫嚣“由国民党直接管辖各级农民协会”；扬言“如农会有不服从纪律着，则分别改组处究”。当这道反革命挑战书公布以后，各地土豪劣绅和各色反革命分子闻风而动，向农民运动发起了更加猖狂的进攻。他们纷纷捣毁农协及党部、抢劫农民自卫枪支、聚众劫狱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组织“暗杀团”杀害农运干部等等。 

    刘岳峙一伙反革命活动一旦公诸于众，立即遭到了中共湖南省委及各地党组织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回击。除在报刊杂志上予以揭露批驳外，还系统地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你们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同时，于“农运计划”提出后两天，在教育会坪（注：今长沙市青少年宫）召开群众大会，决定由陈龙骧在大会上揭发刘岳峙及其“左社”的反革命罪行。届时，因“左社”分子聚众破坏，至使大会无结果而散。刘岳峙、刘召圃等眼见阴谋败露，遂于次日潜往南京投靠蒋介石去了。二月二十六日，在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第十一次执监委扩大会议上，陈龙骧慷慨陈词，尽情举发刘岳峙等组织“左社”反革命集团的经过及其阴谋活动的内幕。他说：去年十月，刘岳峙、刘召圃、陈嘉任、陈容、王凤喈竟敢公然违背中央党部明令，擅组“左社”，假国民党左派之名，行右之实，到处拉扯社员，潜行活动，言论措施，极为荒谬，如说湖南农工运动如何错误等……据侦察长沙市近日各方党务情形，知该社变本加厉，活动异常。刘委员岳峙之“农运计划”，及代表该社活动之铁证。说完，他当众交出“左社”陆续召集他开会的通知七件。顿时，会场内气氛非常紧张，群情愤慨。在座的“左社”骨干分子王凤喈被大会主席朱剑凡（市党部执委会常委）剥夺发言权喝令退席。会议决定将此案原委及市党部处理意见呈报省党部核办。三月十一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作出决定：经举发有证之“左社”党员刘岳峙、刘召圃、陈嘉任、陈容、王凤喈、毛樊勋、王泉、谢清河等八人开除出党，立免各职；查封替“左社”进行反革命宣传的《国民日报》和《大公报》；封闭被“左社”份子盘踞以为活动基地的晨光中学、三湘中学和纯德女校（注：纯德女校1919年成立，位于长沙营盘街）。省党部组织部发出“查究党内组党之通告”。省政府通令各县追缴“左社”名册，严缉“左社”分子归案究办。于是，全省开展了深入清查“左社”分子的斗争。如益阳枪决“左社”头子李德贤、熊若藩；临湘公审处决篡夺县党部领导权的“左社”骨干分子詹仙侠；郴县举发“左社”分子、县长熊世凤的罪行并发表拥护清党决议；衡阳、湘潭、安仁等地相继严惩“左社”骨干分子等等。从而狠狠打击了反革命的凶焰，进一步促使湖南农民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陈龙骧大胆举发“左社”，为革命立了功。徐特立在回忆中说：“陈龙骧同志是我党党员，一九二七年，我和他一起做国民党左派的工作。马日事变后，我们分离了，但我经常留心他的存亡问题，因为他的政治活动给我很深的印象。”
“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以后，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愈加激烈残酷了。湖南的反革命分子又嚣张起来。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陈龙骧以更大的战斗热情投入与国民党右派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经常出席工、农、商、学、妇等群众团体会议，宣传鼓动群众团结反蒋。他亲自参加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逮捕罪大恶极的大劣绅和反革命分子叶德辉、俞勃华、万九鏊的行动。并于四月十四日配合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郭亮，召开了由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六百余团体联合发起的十万人“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大会”。会后，当场枪决了叶、俞二犯（注：由湖南省特别法庭判决，审判委员为吴鸿骞、 冯天柱、 谢觉斋、戴述人、易礼容）。革命群众为之拍手称快，工人纠察队也大长了威风。陈龙骧曾在一次工人纠察队员集会上说：“我们长沙市的全体工人、全体民众要紧密团结起来，几年或几十年以后，这些敌人是可以消灭的。” 

    四月十七日，陈龙骧召开了全市各级党部宣传委员会议。紧接着他又以市党部宣传部长名义向全市各级党部的同志发出一道训令。在训令中他历数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并明确指出：“今日之蒋介石已成为党国叛徒，民众公敌。如果任其长久盘踞在革命旗帜之下，优容其反动行为，则党国所蒙受的危险与损失，比彰明昭著的帝国主义侵略与军阀宰割，更加厉害，更难防范。稍不经意，整个的党，大多数人的利益，都可以在不知不觉中，由他断送，由他卖掉。所以，我们要打倒蒋介石是因为他自弃于民众，自己拼命的往黑暗路上走。我们的同志，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绝对用不着怀疑，用不着感情用事，要明白自己的责任，以革命的精神加紧的打倒他，铲除他。” 

    一九二七年五月，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陈龙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刘岳峙卷土重来。刘岳峙、刘召圃、陈嘉任、陈容分别充任省政府财政厅长、建设厅长、民政厅长、秘书长。“左社”其他骨干分子如左国雍当上了湖南省惩共法院副院长，李琼当了法院审判官，周安汉当了省会公安局局长。这时，这一伙反革命分子的共同心病就是要处死陈龙骧以泄切齿之恨。于是他们悬赏通缉，派出侦缉队员到处搜捕陈龙骧。后因被叛徒刘绍舒侦悉，于一九二九年七月由国民党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密电安徽省泾县公安局将陈龙骧逮捕，同年九月被押解回长沙。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一日，陈龙骧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注：今长沙市芙蓉中路工农桥），时年仅三十岁。 

    陈龙骧，字泳松，又名陈辛、陈宣凯，化名陈达义。一八九九年农历正月初六出生在长沙县枫林港洲霞坝（今属长沙县安沙区鼎功乡）一个清贫的书香家庭，兄妹四人，他居第二。初小结业那年，他刚满十一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见他聪颖好学，虽然家庭生计艰难，仍千方百计为儿子筹集学费。温饱难得，求学不易，使陈龙骧从小养成刻苦自励、坚韧不拔的性格。（其在高小时期即反对封建迷信，曾作打油诗讽刺庙里的泥菩萨：一本正经，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坐不动，十在没用。） 

    一九一三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因家窘停学。一九一六年考入湖南省电灯局当机务员，后升任机务班长。在这里，他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眼见中国形势每况愈下，内乱外侮，民不聊生，从而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他毅然辞去机务工作，决心走“教育救国”之道。一九一八年他来到长沙县第一女子高小，开始了为期七年多的乡村教师生涯。沸腾的“五.四”运动激励着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介绍新思潮的书刊；在教学工作中，他大力宣传提倡新文化运动，教学生写白话文、学注音字母、说普通话，并组织学生自治会，组织演讲团到邻近各地化装演讲，向工农群众宣传时事……。 

    一九二五年，陈龙骧在长沙县学士桥教书时，参加了由李亚农组织的一个以当地进步教师为主体的“培根学社”。他们共同学习革命理论，评议时事，研讨救国救民之道，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陈龙骧还利用“培根学社”社员黄印绵的房址，办起了一所“培根学校”，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入学。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列强利用传教手段奴化中国人民的反基督教运动席卷全国。在一次驱逐帝国主义传教士钟冕南的大会上，陈龙骧怒不可遏，第一个冲上台去，用铁的事实揭露钟的虚伪与欺诈，揭穿他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的实质。慑于群众的威力，钟冕南狼狈而逃。同年，经友人介绍，陈龙骧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后任国民党长沙县党部宣传委员。 

    一九二五年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主办“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讲习班的具体领导者是毛泽东和李富春。陈龙骧经国民党长沙县第三区党部推荐，考试录取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赴广州学习,当时，担任讲习班政治教员的除毛泽东外，还有肖楚汝、恽代英、邓中夏、张太雷等。其中毛泽东讲授的农民运动和肖楚汝讲授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问题，使学员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陈龙骧曾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真正懂得了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中间路线是永远走不通的。我也真正体会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 

    北伐前夕，政治讲习班结束了，毛泽东亲自挑选了陈龙骧等五十名湘籍学员，分派他们回湖南工作。临行前，毛泽东通过作报告和个别谈话，教导他们要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要经得起困难的考验；注重调查研究，一定要把所学的理论用于实践。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他们随北伐军回湘。陈龙骧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政治部当上尉书记。当部队即将进入武汉时，军内发生派系摩擦，他被迫退出政治部回长沙。同年十月，李亚农安排他到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当秘书，代理部务。十二月，在市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市党部执委会委员、宣传部部长。“马日事变”当晚，他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忽闻枪声大作，市党部（地址为今长沙市民主东街湖南省总工会内）被包围了，他赶紧销毁了手中的文件，越屋脱险。以后他东奔西走，以图再干。一九二九年二月，他化名陈达义潜入安徽省泾县公安局直至被捕。 

    陈龙骧被捕以后，敌人对他用尽酷刑达半年之久，致使他遍体鳞伤，背部皮肉脱落，两个拇指被吊断，双脚腓骨也被踩断，惨不忍睹。但他宁死不屈，在“公审”大会上，他强忍周身剧痛，使尽最后的力气痛斥反动派，号召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大声呼喊：“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表现出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和为革命勇于献身的革命情操。
 
    陈龙骧在牺牲前给妻子的遗书中，嘱咐她和幼小的儿子们切记：阶级敌人不可忘。并要妻子更名陈辛遗，以继承其遗志。遗书中还附上一张照片，照片背面题了一首诗，倾吐了他的伟大抱负和耿耿丹心。 

    丹青难驻旧时颜，莫惜韶光去不还。 

    抱志未酬三十载，愿留肝胆照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龙骧生前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注：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为他的墓碑（注：建于烈士故乡）题词：“浩气长存”。 对陈龙骧烈士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