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由广西婉蜒北上，经衡阳、过株洲、绕湘潭，在昭山底下回环一转，裹挟着无尽清涟，直奔洞庭而去。兀立江岸的昭山，虽无耸天入云的巍峨，却有扼江锁喉的险峻，浩浩江流在其山底旋成一处深不可测的泉眼，它，就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撰《水经注•湘水》中所说的昭潭。
昭山、昭潭的得名，传说与西周的第四代天子姬瑕有关。湘潭一带，西周时为楚国属地，当时，楚国民众发扬“筚路蓝缕”的精神，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疆域渐拓，国势强盛，给周王室以极大的潜在威胁。本来，周朝的统治者对楚国这个“南蛮之邦”就十分轻视，当年，周成王姬诵曾在岐阳（今陕西岐山一带）会盟天下诸侯，楚国的国君熊绎虽也到会，却没有被请入诸侯之席，与别的国君平起平坐、觥筹交错。那么，熊绎上哪去了呢？他去了大会“会务组”，帮着整理整理滤酒的香草，摆放区别与会者尊卑次序的标志牌，守候着会场前院中点燃的火炬不让它们熄灭，堂堂楚王，已然阶下仆，而非座上宾。
周天子的傲慢无礼，自然深深激怒了厉精图治的楚国国君，长期交恶的结果，导致了周昭王先后三次率兵征讨楚国。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周昭王第三次伐楚，就再也没能回去了，他和他的六师人马，约1.5万人，或死或伤，或被俘虏，全军覆没于荆楚大地。周昭王本人的命运如何呢？唯一可靠的只是“昭王南征而不复”的表述，但死于何处说法不一。一说沉于汉水之中，一说溺死湘江深处。持后一说的人认为，周昭王沉溺的江畔之山，称为昭山；周昭王灭顶之潭，名曰昭潭。清光绪刊《湘潭县志》以为，昭山因其灵秀，引来四面八方的游子，以“昭（招）”名山，有招徕、欢迎客之意，但也没有完全否定周昭王葬身于此的说法。
昭山，又名马山。据说，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伏波将军马援奉光武帝刘秀诏令率军南征，曾屯兵昭山下的昭滩，埋锅造饭，卸鞍饮马，马援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战将，以其姓氏名山，当然有纪念、叨光的意思。
人事白云苍狗，江河万古长流。周昭王是否真的殁于湘水，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但这类传说却似乎在清晰地告诉我们，早在三千多年以前，中原文化就进入了后来被称为湘潭的地方，与本地的荆楚文化有了初步的沟通与交流。不是么？一万五千人的浩荡大军，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字、装束服饰、盔甲武器、行军阵伍、攻守战术等等，一一展现在当地楚人的面前，这是多么难得的学习与借鉴的机会！是的，博大精深、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本来就是华夏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千百年逐步融合而成的，它是供人们充分共享的无尽资源。
比方说，清代中叶以来，湘潭的造船业较为发达，颇有名气。咸丰年间，曾国藩为抵御太平军创建水师，不少战船即由湘潭的船厂制造。湘潭人为什么善造艨艟战舰呢？这里，又有一个如同疑案的传说。
湘潭仙女峰一带，有一座茂林修竹、绿树成荫的青葱山岭，昔称金龙山，后叫覆钟山，有人说，就在这座貌似平常的山麓间，竟然埋葬着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就是在陈桥拥戴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后周自立的宋初大将石守信。
据《宋史》记述，石守信是河南开封人，赵匡胤夺得帝位后，石守信任郓州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拥有很大的兵权。一天晚朝后，赵匡胤请石守信等几位推他做皇帝的将帅饮酒，酒酣耳热之时，赵匡胤叹了口气，说：“我能当上皇帝，是你们拥戴有功，但反而不如从前快活，晚上老是睡不安稳。”石守信等人说“您当皇帝是天意所致，谁还敢有异心来与您争夺帝位呢？”赵匡胤说：“人都是想着大富大贵的，如果某天别人也将皇帝的龙袍罩在你们的身上，尽管你们不一定想做皇帝，但事到临头，富贵逼人，难道你们会不受诱惑吗？”石守信等人的酒吓醒了一半，连忙说：“请陛下给我们指条可行的路。”赵匡胤回答道：“人生如白驹过隙，光阴似箭，转眼就是百年。你们还不如多弄点钱，买田起屋以遗子孙，吃喝玩乐以养天年，这样做，君臣之间也没了猜忌，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立刻请求辞宫解甲，赵匡撤自然顺水推舟照准，这就是北宋初年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不过，赵匡胤死后，石守信还在太宗赵光义那儿当过祟信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后又进封卫国公。当然，这是后话了。
但是，关于石守信的归宿，湘潭民间却另有一种说法。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刊《中湘石氏五修族谱》说，石守信的祖父叫石仁叟，是后唐的驸马，曾任潭州太守（今长沙），死后就葬在长沙西乡。赵匡胤平定天下以后，担心拥有重兵的将领谋反，打算请他们赴宴，并在酒宴进行中试探这些人的态度，“凡恋爵者意欲悉歼之”。有知其内情者密告石守信说；“皇上明天赐宴赏爵，并不是真让你稳做高官，而是了解你对今后的真实打算。你切不可贪恋权位，只是要求皇上赐给你良田豪宅，皇上必定会十分高兴地满足你的要求。”第二天，石守信照他说的做了，赵匡胤果然大喜，连忙让石守信尽挑天下的“良田峻宇”。石守信以祖父葬在潭州，并且湖湘一带青山绿水、物产富饶，堪称“天下粮仓”为由，请求致仕潭邑，经过批准，他带着家人来到了仙女峰下的月塘，并在此建有气势不凡的石家坊。后来，有人曾在这里找到过石守信的嫡孙石全振的墓碑，上面的碑题是“皇宋袭封千户石公全振之墓”。而石全振其人，据说曾任过大宋水军的造船官，对营造大型战船很有研究。
大凡族谱，难免有攀龙附凤自提身价的一些说法。石氏族谱所述，自然与正史所记也大相径庭，其中多处矛盾难圆其说，很有攀附之嫌。不过，仙女峰下倒是确曾有过石家坊，清光绪刊《湘潭县志》记为“石给事故宅气而石给事则是指清嘉庆时任过刑科给事中（一说工科给事中）的潭人石承藻。如果石氏族谱的这段记述并非完全空穴来风，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借此推断，湘潭地方大型战船制造技术的传人，是不是与宋代某位来自汴梁、技艺精湛的石姓匠人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呢？由此观之，中原文化的不断融人和互相渗透，是不是湘潭地方人文昌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人杰”“地灵”的历史求证
“人杰地灵”一词，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那是一个“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的秋日，作为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王勃当时得以参加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阎某在滕王阁上宴请宾朋的盛会，感触良多，挥笔成文，写下了这篇千古传诵的佳作。“人杰地灵”，便是王勃颂扬当地人文荟萃的一句客气话。《滕王阁序》是一篇骄文，骄文讲究句式的整齐、对应的工稳。其文中与“人杰地灵”相对的，是“物华天宝”，大意是物产精美，可比传说中关堂的珍宝。那么，人们常常称湘潭地方‘’人杰地灵”，“人杰”不难理解，“地灵”究何所指？是指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还是指青峰碧水、山川形胜？是指龙藏虎卧、风水宝地，还是指商旅辐辏、水陆要冲？或者，是诸多地利兼而有之？
还需进一步追索的是，“人杰”与“地灵”究竟有什么关系？“人杰”的产生非得有“地灵”作为前提条件吗？如果说，是韶山和乌石峰的灵气，催生出了毛泽东、彭德怀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话，那么，光秃荒凉的黄土高原上，也走出了扎着白羊肚手巾的红军领袖刘志丹、谢子长，又作何解释？
这是一个应当允许推理求证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湘潭地方的“灵气”指数。
从旧的中国分省地图上看，湘潭地处湘中稍东，可称湖南的心脏地带，北邻长沙，南连衡岳，东入赣省，西至宝庆（今邵阳），境内青山绿水，气候怡人，舟楫便利，阡陌纵横，良田沃土，林茂粮丰，的确是锦绣山河、鱼米之乡、交通要津，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经过湘潭，留下了隽永的诗作，其中有称颂“湘潭万里春”的佳句。的确，山水的灵气，可以让人赏心悦目，情绪为之振奋；可以陶冶性情，催人蓬勃向上；可以带来灵感，引发无尽文思，概言之，这种种无形的潜移默化，确实有促使人格向积极层面发展的作用，但如果将“地灵”作为“人杰”产生的必备条件，则未必说得过去。俗谚说得好，“穷山窝里还能飞出金凤凰哩”。况且，川鄂豫皖、江浙闽粤，近似湘潭这种峰峦逶迤、河渠纵横的地方实在不少，看来，如果以为“地灵”仅只是指一方山水，则似乎有些失之偏颇。
湘潭地方古属楚国，受楚文化的影响很大。屈子行吟，宋玉作赋，这种感天泣地的精神初乳，是荆楚人民创造灿烂文化的不竭源泉，是炼就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楚人风格的铸范熔炉。1971年9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他后，从书架上取出六本《楚辞集注》送给了他。毛泽东书架上的书何其多也，为什么单单取出《楚辞》送给田中这样的国宾呢？似乎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作为湘潭人的毛泽东十分钟爱《楚辞》。从屈原到毛泽东，从楚国的三闾大夫到人民共和国的领袖，其中的时空跨度当然很大。然而，共同拥有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极度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上下求索”探寻真理的坚忍执著，却将他们之间的心灵距离空前地拉近了。
有人说湘潭人“犟”，什么是“犟”呢？对此，我们可以在屈原的《离骚》中找到注释：“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译成白话，是说“我明明知道忠直之言必然惹祸，却不能控制自己坚持要这样去做”。这里，有个发生在湘潭的真实的人物与故事——
清康熙初年，迭遭兵燹的湘潭人民，还未能从战火的废墟瓦砾中复苏过来，却又要面对繁重的赋役，真可谓是“船被漏水”、“雪上加霜”。康熙帝玄烨亲政后，虑及战乱地区的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下诏免征这些州县积年所欠的田赋、粮食，湘潭县获免征粮食数十万石。但是，当时的府、县官员为中饱私囊，不顾朝廷命令，私下限期苛索催收，甚至动用刑具，杖杀抗交钱粮的民众，于是境内人心惶惶，被强征者至卖儿鬻女，满目萧瑟、一片凄凉。这时候，一个叫石仑森的普通知识分子站了出来，将湘潭民众遭遇的劫难真情实况，具状报告了湖南巡抚衙门，但是，状纸却被批转长沙知府处理，而长沙知府正是这场灾难的主要制造者，问题当然不会得到解决，石仑森反而受到官府的威胁与恐吓。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忍无可忍的石仑森愤而进京告状，并在京城住了二三年，四处奔走于相关部院衙门，却无人受理此案。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石仑森打听到玄烨的行踪，于北京西直门外跪伏路旁，呈上状纸，一一列举长沙府、湘潭县历年私征侵吞巨额钱粮的罪行，被惊“圣驾”的玄烨接状后，一方面令侍卫将石仑森送刑部再审，另一方面下令湖广总督彻查事情真相。
虽然封建官场官官相护，但石仑森有备而来、证据确凿，一批官员由此被摘掉乌纱，湘潭乃至相关州县的民众再也不用交纳上述钱粮，可是，石仑森从此却无法再在家乡存身立足了，当地的各级地方官恨死了这个敢告御状的读书人，总是找茬挑刺、阴谋陷害于他，为此，石仑森在外漂泊了十年，康熙二十七年初春才返回故乡。谁料到，十载春秋，悠悠岁月，仍然无法消磨贪官污吏们对他的深仇积恨，石仑森到家不久，即遭县衙密捕，并于农历二月初三日被秘密杀害。
湘潭自古有“犟”民也有“犟”官。清嘉庆初年，北京城内还出了个不畏权贵的“烧车御史”他就是湘乡人谢振定。谢振定，字芗泉，乾隆末年在京城担任监察御史。御史的官儿不大，但负有纠劾百官的职责。乾隆帝禅位于嘉庆帝，做起了太上皇，权臣和珅继续仗其势而作威作福，就连和府的仆役人等，也狐假虎威在外横行不法。有一天，谢振定巡查城南，遇上和珅小妾的哥哥驾着马车在街上狂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飙车”。一时间，百姓纷纷躲避，街头一片混乱，谢振定的车骑也被冲撞。谢振定拦下车来，查问“飙车”人的情况，殊不知此人亮出和珅舅老爷的身份，反而耀武扬威、出言不逊。谢振定立刻叫人把他拿下，痛打了一顿板子，还把他的车轱辘一把火烧掉了，此举让在场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个小小的御史，竟敢大庭广众之间处置权相府中之人，不仅当街训斥、责以棍棒，居然虎口拔牙，连恶奴的车子还要烧掉，实在“犟”得可以，虽然谢振定最后还是因此丢了官，但其“犟劲”却为世人称道。今天的我们在戏说式的电视剧中也看到了烧车一幕，却不知当年那位热血儿男就是我们家乡的先贤。
近三百年间，湘潭地方一大批仁人志士为国为民、前仆后继、舍身取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这种不畏强暴、反抗强权、宁折不弯的“犟劲”，的确让人联想到当年为推翻秦朝暴政而战的一大批来自原楚国的战士，无怪乎当时的偈语这样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了。
综如上述，湘潭地方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楚文化，和这种文化所形成的经久不衰的精神血脉，是不是产生“人杰地灵”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呢？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需要提及，那就是湘潭紧靠长沙，毗邻衡、邵，而这几个地方，在古代直至今天，都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长沙，很早就是湖湘第一名城，近来大量而丰富的考古发现，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长沙；自西汉成为藩王的封国以后，日积月累所形成的丰厚的历史文化放射物，就不断向周边地区蔓延辐射，给湘潭地方以很大的影响。湘潭近现代著名历史人物的杰出代表，如曾国藩、王闿运、毛泽东等人，均与长沙结有不解之缘：曾国藩早年曾就读于善化（今长沙）岳麓书院，奠定了一代濡宗的基础；经学大师王闿运出生在长沙，青年时又在长沙城南书院研经读史；毛泽东曾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并且在此从事早年的革命活动。显然，这应当不是巧合。在交通工具与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时代，相同文化背景下毗连地区之间的联系，自然比与其他较远地方的交流要多得多，这种频次很高的互通与互补，无疑容易引发人文共同进步的连锁反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湘潭地方的“人杰地灵”，绝不是孤立偶然的社会现象，只不过在近代的中国历史上，被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走出的先辈们表现得更典型、更集中、更精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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