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们的农业文明。因为，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靠吃中国人发明的大米饭长大的。但是，最讲不清楚的也是我们的农业文明。因为，世界上从来都不承认中国在农业文明史上的地位。稻谷有粳稻与籼稻两大品种，世界上把“粳稻”称做“Japonica”（日本稻），而把“籼稻”称做“Indica”（印度稻），中国稻在世界上根本排不上队。一个以农业文明为骄傲的中华民族，在世界农耕文明史上却名落孙山，岂不悲哉！
这也难怪那些外国学者，因为“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尽管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已发现了一万五千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尽管在古代中国第一大湖的“洞庭鱼米乡”已经发现了八至九千年前的稻作文化群，并且在数百年之内就迅速地传播到了江浙一带，形成了中国沿海一带的“古湘湖跨湖桥——余姚河姆渡文化群”。但直到目前为止，有一些中国人自己却不敢往高处想。对眼前出现的新事物还在熟视无睹，还在把那中国黄河流域的那位只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姜水炎帝，当作全中国农耕文化的始祖。还不敢提出“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的正确口号，也不敢推翻“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的错误口号。还不敢承认首创农耕的是中国南方的神农氏的事实，也不敢提出“姜水炎帝是南方农耕文化的继承者”和“北方农耕文化的开拓者”的新论。我们中国人自己还弄不清楚和不敢说的事，他们外国人怎么会弄得清楚呢。
如上所述，中国人之所以弄不清楚，并不是真正地弄不清楚，而是还有些人拘泥于“圣人之语”和“经典之言”。尽管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而我们却还是不敢大胆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新发现，还是不敢推翻那早已不合时宜了的“圣人之语”和“经典之言”。
科学是不管你什么“圣人之语”和“经典之言”的。中国人都不敢理直气壮地宣布真正的神农氏在中国的南方，不敢直言人类农耕文化之源在中国。外国人不知道中国有这么悠久的农耕文化，只知道埃及人民，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就已经懂得了种植小麦。中国以南的泰国、印度、菲律宾等地人民，早在五千年前，就已懂得了种植水稻。日本的粳稻名扬世界，中国的大米却在国际市场上却没有地位。而中国陕西宝鸡地区的那位神农炎帝，只不过四千多年历史，你们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在世界上排不上队，你们又能够怨谁呢？
在过去，西方列强对中国是非常不公的。什么“东亚病夫”、“劣等民族”、“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等等邪恶语言和无赖行为且不去说它。而本应该以科学严谨、尊重事实为原则的学术论坛，同样地对中国充满了蔑视与偏见。英国赫·乔·韦尔斯所著的《世界史纲》第三篇《最初的文明》一节中，对世界古文明的排序是：苏美尔人、萨尔贡一世的王国、汉谟拉比的帝国、亚述人及其帝国、迦勒底帝国、埃及、印度、中国。中国是排在最末位。美国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与菲利浦·李·拉尔夫合著的《世界文明史》中，中国被排在第六位。这本书还在《中国古代的文明》一章武断地说：“大约在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繁荣了一千年后，中国才出现高度的文明”。其它的《世界文明史》，中国也是被排在世界古文明的末位。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应该有中国人民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别无选择地去读那些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对中国充满了偏见和歧视的《世界文明史》了。同样，我们也不能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别无选择地去读那些站在“中原中心论”的立场上，对中国周边民族的文化和地域文化充满了偏见和歧视的《中华文明史》（实际上是《中原文明史》）了。我们应该有用科学方法写的对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符合历史真实的《世界文明史》，我们应该有用科学方法写的对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符合历史真实的《中华文明史》。
改写《世界文明史》和《中华文明史》当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但对某些方面的历史或历史人物作出一点力所能及的研究，却是可以办得到的事。
由于中国古史上的神农氏，是关系到中华古文明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究竟占有多少份量的至关重要的人物，现在，我就从剖析神农氏这位历史人物入手。
过去，我长期受前人的影响，也曾认为首创农耕的神农炎帝是陕西宝鸡地区的姜水人氏。但经过仔细研究后，才发现那完全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读书不求甚解”而造成的误解。
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历史上谈起过神农炎帝出处的，大致有下列一些：
一、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哀公九年》云：“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这话的意思是：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姜水的那位炎帝就是他的后代。
二、左丘明《国语·晋语》云：“昔少典氏娶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这话的意思是：少典氏娶有乔氏为妻，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在姬水当上了游牧民族的领袖——黄帝，一个在姜水当上了农耕民族的领袖——炎帝。二人经常因矛盾而发生战争。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缘故啊。
三、《礼记·月令·夏之月》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这话的意思是：夏主南方，夏天的天帝是炎帝，所敬的神灵是祝融。
四、《列子·汤问篇》云：“楚之南，有炎人国。”这话的意思是：在楚国的南方，有一个炎人国。楚国的南方即今日的湖广一带，这话暗含有湖广地区就是炎人国，炎人国的帝王，就是炎帝的意思在内。
五、楚·屈原《远游赋》云：“指炎神（一作炎帝）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 这话的意思是：农耕民族的农神就是炎神（一作炎帝），他的神居就在湖广地区的九疑山。
六、长沙楚墓帛书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这话的意思是：祝融是炎帝下面最大的神灵，众神都要听从他的差遣。楚国地处南方，这一记载证明了炎帝的确是南方的灵神。
七、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云：“黄帝南伐赤帝，至于囗囗，战于反山之原……大有灭之。”这话的意思是：炎帝部落在黄帝部落的南方。
八、《史记·五帝本记》云：黄帝征天下之不顺者“南至于江，登熊湘。”湘指湘山，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湘山，一名编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也。”这话的意思是：黄帝征服其他不顺服的部落时，曾到达了长江流域，攻占了炎帝部落的土地。并曾登临过洞庭湖中的湘山“。
九、汉·《白虎通义·五行篇》云：“时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 其帝炎
帝，炎帝者，太阳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属续，其精为鸟，离为鸾”。 这话的意思是：炎帝是南方的太阳神。辅佐他的神使是祝融，祝融的精魂是鸟，太阳（离）则是鸟中之尊的鸾凤。
十、《汉书·魏相传》云：“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这话的意思是：炎帝是南方之神，他乘坐着日车，手里拿着衡器，在一年四季之中，他是主管夏季的神。
十一、《淮南子·天文训》云：“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这话的意思是：在五行学说中，南方属火，主管南方的天帝是炎帝，他的神佐是祝融（朱明是祝融的又一音译）。
十二、汉·《淮南子·时则》云：“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所司者万二千里。”这话的意思是：南方极远之地到了北户孙（今属越南）之外。从北方的颛顼之国到南方的委火炎风之野，炎帝所管辖的土地有一万二千里之多。
十三、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云：“……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以火承木，住于南方……在位120年而崩，葬长沙”。
十四、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云：“（炎帝）在位120年而崩，葬长沙。纳奔水氏之女，曰听沃。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合530年”。
十五、《世说新语》引晋《伏滔集》载《习凿齿论青楚人物》，略曰：“神农生于黔中”。
十六、晋·王嘉撰《拾遗记》云：“（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
十七、唐·《元和郡县志》引《南岳记》云：“衡山者……炎帝馆其岭，祝融托其阳。”
十八、王万树《衡山稽古》云：“衡山为炎帝游息之所，帝自曰‘朱’，有朱陵洞，死葬长沙”。
十九、《衡山稽古》又云：“炎帝为衡山君。”
二十、《衡山稽古》又云：“桂阳北有淇江，其阳有嘉禾县。嘉禾故粮仓也，炎帝之世，天降雨量嘉禾，神农拾之，以教耕作。”
二一、《衡山稽古》又云：“炎帝后山氏以长沙为历山国。”
二二、《衡湘传闻》云：神农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而郴州又是因为炎帝之臣郴沃在此而得名。
以上的摘录中，古人说神农炎帝是南方人的有二十多条，而说神农炎帝是北方人的只有半条“孤证”。这半条“孤证”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两千多年前的经学大师左丘明在《国语·晋语》中的那段话：
“昔少典氏娶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我为什么说这条信息只能算半条“孤证”呢？这是因为，左丘明的代表作有两部，最著名的是《春秋左氏传》，其次才是《国语》。两部书中都有关于神农炎帝的记载。在《春秋左氏传·哀公九年》中，他的说法又不同，他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从这两条不同的信息中不难发现，在“姜水炎帝”的前面，还有一个“火师炎帝”，这“姜水炎帝”，是那个“火师炎帝的后代”。因此，古代的炎帝，可能有很多，就像汉朝有26 个皇帝，都称汉帝，清朝有11个皇帝，都称清帝一样。要不然，左丘明一时说姜水炎帝是中国最早的炎帝，一时又说姜水炎帝是火师炎帝的后代，前言不对后语，他岂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
在原始时代，哪有阶级社会那样严格的等级制度？所谓“帝”者，不过是某些氏族酋长的代名词而已。因此，只要农耕文化传播到哪里，哪里的氏族就会信奉神农（神农者，农神也），就会称自己的酋长为炎帝的。这种情况，就好比今日世界各国都有农业部，都有农业部长一样。今日，中国有好些地方都在争炎帝的出生地，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
且让我们分析一下《国语·晋语》关于炎帝家世谈话的上下文义，《国语·晋语》中的话是晋大夫司空季子（即胥臣）说的。他谈的姬黄与姜炎的父母是谁？并没有涉及姬黄与姜炎的始祖是谁？而在《春秋左氏传·哀公九年》中，他谈的是姜炎的始祖是谁？而没有涉及姬黄与姜炎的父母是谁？二者并不矛盾。中原的读书人由于极力想象炎帝应该是中原人士，又苦于在古籍中找不到根据，便“读书不求甚解”，将这半条“孤证”当作了证据。造成了把姜炎的父母和祖宗混淆到一起的错误。
这位与姬水黄帝是兄弟关系的姜水炎帝，与另一个历史久远的蚩尤炎帝（蚩尤也是炎帝之后）的命运一样，先后都被他们的“黄帝哥哥”消灭掉了。这样一个连自身都不保、连一代都没有传下去的短命的姜水炎帝，我们又怎么可能把他当作是首创农耕的那位神农炎帝呢？
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怪原始时代的语言太简陋，把许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炎帝都说成了炎帝，害得后人不着边际地横猜竖想，一错再错。
“神农生于黔中” ？！
在我收集的大量有关神农炎帝的资料中，大凡是了解南方的人，他的说法就会不同。生于湖北的屈原就明确地说：炎帝的神山并不在遥远的北方，而是在湖南省的九疑山。
孙子曾在南方生活过比较长的日子，所以在他的《孙子兵法》里说的是：“黄帝南伐赤 帝”，而不是说“黄帝北伐赤帝”……
还有一条在许多人眼里很可能会“视而不见”的资料，令我大吃一惊！那就是《世说新语》引晋《伏滔集》载《习凿齿论青楚人物》，略曰：“神农生于黔中”。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因为受到《国语·晋语》的影响。总把中原的姜水炎帝当作了全中国炎帝，已经是习惯成自然了。这个习凿齿是何许人也？竟敢如此异想天开！这句话如果是今人说的，人们一定会骂他是胡说八道，但这却是距今一千八百年前的古人说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对一个科学研究者来说，信息是最重要的，不管它正不正确，都是不能放过的。正不正确，不应在事前就做判决，而应在事后才作结论。既然有人说了，不管它是大人物说的还是小人物说的，不管是正确或不正确？我们都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论证他。比较一下谁最正确？
我把这位习凿齿的家世查了一下，经我查实，这习凿齿并非等闲之辈。
据北京《中国文物报》1991年9月1日万小毛《武侯殿上话“相知”》一文报导：
……成都城南,有一座古雅别致的千年古祠。晋代永兴元年(304年),李雄称霸成都,为纪念诸葛亮创立此祠。始名“丞相祠”。著名诗人杜甫留下了“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千古诗句。后人则因诸葛亮的“武乡侯”爵改称之为“武侯祠”。千百年来,许多文人墨客争相添壁,遗下了不少名言佳句。武侯殿上的“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楹联,则蕴含着一段有趣的历史掌故。
诸葛亮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助刘备创业巴蜀,辅佐后主光复中原。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深为蜀民所拥戴。数十年后,晋初史家陈寿撰写《三国志》,为诸葛亮立传,指责他好兵事,屡次北伐,“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是时,史学家、荥阳侯习凿齿认为陈寿立论不准。究其根源,发现陈寿父亲曾任马谡参军,马谡失街亭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连坐受刑。故此,陈寿以私憾贬抑诸葛亮,则持论不公。习凿齿极为愤慨,乃云游四方,为诸葛亮鸣冤。他专程到隆中凭吊诸葛亮故宅,写下了《诸葛武侯宅铭》,立石于宅前。不久,又完成了《汉晋春秋》史著,批驳了陈寿的论点,指出诸葛亮六出祁山,志在中兴汉室,完成统一大业,赞佩他公正无私,执法严明,有功国家,造福人民。世人皆视习凿齿为深知诸葛亮之人,乃是其“异代相知”。
习凿齿(328—413年),字彦威,号半山,东晋湖广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他“博学治闻,以文章著称”,一生推崇诸葛亮,事宦为政颇与诸葛亮相似,所以,后人在武侯殿上唱出了“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留芳千载。
原来，这习凿齿竟是一位“博学治闻,以文章著称”的历史学家。假若是一个等闲之辈，他的话也许可以不听，而面对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的话，我们一点也不去考虑，不去研究，那就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首创农耕的神农氏是古黔中7500年前的“凿齿炎帝”
《姓氏考略》云：“习氏以地为姓，望出襄阳。”。这习凿齿是汉水边上的襄阳人，襄阳为古荆蛮之地。按南蛮人的风俗习惯，南蛮人都是有名无姓的。从他的“姓名”叫“习凿齿”来看，他应该是襄阳蛮中的“凿齿人”，《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凿齿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因以名之。” 高诱注《本经篇》云：“凿齿，兽名，齿长三尺，其状如凿，下彻颌下，而持戈盾。”古书上的这些记载，说得人如坠五里雾中，在过去是无人能够解释的。但现在我们借助神话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帮助，却不难弄明白了。
很常见的。如民间供奉的“盘古大王”，就是“青面凿齿、三头六臂”的神灵。
在古黔中出土的几千年前的农耕文物中，经常可以见到长着长牙齿的假面具，这应该就是古代“凿齿神农”的神像。如黔阳7500年前的高庙稻作文化遗址的陶画上，就画有凿齿鸟爪的农神神像。
在古黔中地区的地方戏里，常可以看见演大花脸的演员，口里含着两颗獠牙，并把两颗獠牙拨弄出各种凶恶姿式，同时发出“哇呀呀”的吼声，令人感到非常恐怖，小孩子更是被吓得哭脸。
古黔中戴假面具演出的原始“傩戏”，戏中戴假面具的神人，有些也是青面獠牙，面目狰狞。
从神话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看问题，原始人在祭神的时候，大都喜欢在脸上和身上涂抹成神鸟神兽模样，嘴里含着獠牙、头上装着角或插着羽毛、手持戈矛扮演鸟兽舞。现在，这种风俗也依然存在，我在贵州考察彝族的《于菟（老虎）舞》时，演员们就是身披代表虎皮的毛毯，在脸上和身上涂画虎纹，手持棍棒或生产工具在狂歌酣舞的。《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实际上就是原始民族的这一风俗，而并非什么荒诞无稽的神话。
习凿齿说“神农生于黔中”，在历史上似乎就只他一个人这样说过，属于“孤证”，按照考古学的规定，“孤证”是不能成立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同乡屈原曾说过“炎帝是南方的天帝，炎帝的神山在湖南的九疑山”，《孙子兵法》说：炎帝的地望是在南方，是整个“南方说”的组成部分……黔中也是中国南方，与各种“南方说”是一致的。他只不过说得非常具体罢了。因此，他的观点又不能算孤证。
《国语》说炎帝成于姜水，毫无旁证，而且是半条“孤证”、半条“误证”，几千年来人们都那么地相信它。习凿齿之说有这么多的旁证，我们却一点也不相信他，是没有理由的。不去研究便盲目地加以否定的，是不科学的。
这凿齿族是什么地方的民族呢？《姓氏考》云：“习姓望出襄阳”，习凿齿正好是襄阳人，而襄阳地区正好是古代的荆蛮之地来看，这凿齿族应该就是南方的荆蛮族。
《山海经》把“凿齿”记载在《海外南经》中，说明凿齿应该是中国的南方民族，更确切地说，由于在考古发现中，最早的“凿齿神农”图像，都是在古黔中出土的，习凿齿还应该是“凿齿神农”的子孙后代呢。习凿齿为什么不理会左丘明的话，硬要坚持说“神农生于黔中”呢？也许就因为他是凿齿神农的子孙后代，太熟悉自己的祖先神了，坚持要为自己的祖先正名的缘故。
凿齿炎帝的“神宫”在苍梧之野的九疑山
“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
——楚·屈原《远游赋》
“南疑”就是湖南的“九疑山”。“炎神”在有些版本中又作“炎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关炎神的神居所在地的文献依据。
神灵也是生产力的产物，是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神灵。原始社会的“造神”过程同样是有规律可循的。农耕民族的神就必然是“农神”，既有“农神”就必然会有“神宫”，人们想象中的“炎帝神宫”也必然会修建在信仰他的民族之中，而决不会修建到不信奉他的民族中去、更不会到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去修建神宫。在异国他乡做一个无人理采的冷庙神灵的。
楚国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农耕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屈原又是楚国的大巫官，作为一位主管楚国宗教信仰的大巫官，他是不能随便乱说的。要不然，他的话就没有人听了，大巫官也当不成了。他说炎神的神山就是九疑山，决非儿戏之言，而是当时楚国举国上下，都是这样认为的，屈原只不过是据实入诗而已。关于这一问题的考证，我已写过一篇《屈赋炎神考》，刊登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神农文化》一书上，这里就不详谈了。
我把屈原请出来作证，只不过是想给习凿齿再添一个旁证而已。因为，屈原与习凿齿都是湖北人，而且都是古黔中的人。两个古黔中人的说话这样一致，其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古书上记载：九疑山在“洞庭苍梧之野”，其实，“苍梧”还是“粳”的音译，读如Jan-m，因为古越人是“鸟语”，即“粘着语”，在“粳”音的后面，还附有一个带鼻音的轻粘着音“-M”，一般人翻译时都把这“-M”给省略掉了，如果完整的翻译出来，就是“苍梧”了。因此，“苍梧之野”的原居民，也是古代的粳民。“九疑”在粳民的语言中，则有“祖神山”之意（关于“九疑”的黔中古语含义，请参看我的《古傩寻踪》一书，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考古发现也证明：九疑山西侧的道县玉蟾洞。出土的人工栽培稻超过了一万四千年。这就是目前发现的全世界最早的稻作文化遗址。九疑山地区虽然出土了目前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但那里的人还处于渔猎时代，并没有进入农耕社会。古黔中的澧阳平原却大不一样，这里出现了有18000多年历史的竹马村高台式土木建筑遗址，出现了一批有8000多年历史的彭头山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址，还出现了原始的农耕聚落，出现了宗教艺术的陶器、石器与巫术符号等文明特征。其它地区都没有这么早，神农炎帝不是古黔中人，又是哪里人呢？
距今7500年前的沅水高庙、征溪口、澧阳平原的汤家岗等稻作文化遗址，不但出土了精美的祭祀礼器，还在礼器上出现了神人画像，这神人画像当然是稻作民族的农神，说明了这里的农耕文化已进入了农耕文明时期，但他们懂得“喝水不忘挖井人”的道理，并没有忘记道县玉蟾洞人首先发明人工栽培稻的功劳，因此，习凿齿说“神农生于黔中”，屈原说：炎神的“神宫”在九疑山上。其实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九疑神山地形图》。在这一张古地图上，九疑山上画了两组“越人牂牁”（祭祖神柱），竖立在南山的是祭祀舜帝的祭祖神柱，竖立在东山的则是祭祀炎神的祭祖神柱（炎神也是太阳神，故需向东祭祀）。但由于有些学者不懂越人风俗，荒谬地把它臆想成了标志九疑山各个山峰高度的“标高柱”，因而将读者引入岐途，错过了认识历史的大好机会了。
可见得，屈原、习凿齿能对神农炎帝的诞生地说得如此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历史就是他们祖先的历史，最反对“数典忘祖”的中国人，最崇拜祖先的中国人，别的都可以忘记，唯独这祖先是不可能忘记的，也决不会忘记的。
也许有人会问：陕西姜水有神农炎帝，已见于文字记载，古黔中有神农炎帝，是不见于文献记载的。你又怎能肯定他也是“神农炎帝”呢？前人对神农氏与炎帝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问题的争论很大，你又是怎样去解决这一矛盾呢？对这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对待历史上产生问题一定要用历史眼光去对待，而不能以后世或现代的眼光去对待。
一、从地名学来考证：古黔中的神农炎帝，最早见于沅水岸边的距今7500年前的黔阳高庙遗址的陶文符号，在古代，地名的命名往往与住在那里的民族有关。从训诂学来考证，沅水的“沅”，黔阳的“黔”与炎帝的“炎”，都是可以通假的字，因此，沅水也可以译作“元水”、“炎水”或“黔水”的。正因为是神农炎帝氏族住在这里，所以这条哺育了炎帝氏族的水，就被称为“沅（炎）水”了。沅水两岸还有许多的地名，如辰州、辰阳、辰溪的“辰”，与神农的“神”可以通假，泸溪、泸阳、罗旧、罗蒙的“泸”、“罗”与炎帝氏族又称“糯民”的“糯”可以通假，诚州、琴州、靖州、镡城的“诚”、“琴”、“靖”、“镡”与炎帝氏族又称“粳民”的“粳”可以通假，沅水上的地名，几乎都与炎帝文化有关，应该可以作为炎帝生于古黔中的沅水的证据。炎帝的“炎”字，由两个火字组成，《六书通·释炎》：“火光上也”，而高庙遗址出土的象形符号中，不但有神农氏的画像，还有由火形符号组成的“准文字”与身上冒着火焰的火凤凰等图象符号，这应该就是最原始的“炎”字。
二、神农与炎神是同一个人或是另一个人的问题：在原始时代，农耕民族的神当然是“农神”，黔中古语的语言是“倒装语”，中原语的“农神”，在古黔中要读“神农”（从这可知，中原语的“神农”也可能是“黔语借词”），因此，“炎神”就是“农神”。普天供奉的农神，也都是炎神，天上的农神叫炎神，农耕民族的帝王叫炎帝，人间的炎帝死后，他立即会加入祖宗神的行列，被人称做炎神，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观。因此不存在他是同一人或另一人的问题。
三、至于最先的文字记载叫“神农”稍后的记载叫“炎帝”的问题：这也是今人不懂古人的风俗习惯所致。原始时代的人，经过了“无名无姓”、“有名无姓”和“有名有姓”三个阶段，“有名有姓”是中原文化的产物，而古代的南方农耕民族，开始是“无名无姓”，后来是“有名无姓”。现在南方少数民族的姓，都是向汉族借过来的。不但中国南方是如此，日本、东南亚也都是如此。因此，“炎”就是这个民族的族名，这个民族的领袖就叫做“炎帝”。从7500年前的“凿齿神农”到4700年前的末代神农“姜水炎帝”，大约有三千春秋，在这期间，全中国的农耕民族，不知产生了多少个“神农氏族”，也不知产生了多少个“神农炎帝”(凿齿炎帝、蚩尤炎帝、姜水炎帝都是炎帝)。因此，说他是同一人或另一人，都是毫无意义的争论。
西北的游牧民族的祖先是游牧民族，虽然在人种起源上他们也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华民族，但在生产力上曾经分道扬镳。后来，他们凭着马背民族的优势，经常入主中原，成为了中国各民族的统治者，也或早或迟地融入了古黔中人的农耕文明，但神农炎帝毕竟不是他们的直系祖先，因此，才会出现中原人对神农炎帝的种种模糊概念。
陕西姜水游牧民族从“不好耕”向“好耕”的转变
陕西姜水的炎帝氏族，本来是西北的游牧民族，主要靠杀牲为食，但牲口难养，人民艰苦，后来游牧到了汉水流域，与汉水流域的粳民为邻，便产生了“教民耕种”的思想，自己也成了“不好耕”的游牧民族中的一位“好耕”的酋长，经过他的努力，终于把自己的民族改变成了农耕民族，也变成了粳民的一分子，因而达到了“省杀牲”的目的，于是，他也自然而然地成了炎帝氏族中的成员，被人称之为姜水的炎帝，成为了“火师炎帝”的北方“接班人”了。他的民族，便把他“好耕”、“教民耕种”、“省杀牲”的功劳通通记载在本民族的炎帝身上。古代人的知识有限，姜水的炎帝氏族是游牧民族出身，只知道崇拜自己的领袖，哪里还想得到“喝水不忘挖井人”的美德，于是，便把南方粳民的功劳抛到脑后（也许还曾有过征服汉水边上的粳民，让他们变为自己的臣民的历史）。
黄帝氏族是与炎帝相邻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的前进的步伐原比炎帝要慢，炎帝已经“好耕”的时候，黄帝还在过着飘浮无定的游牧生活。游牧民族的生产力没有农耕民族高，但善于学习其它民族的长处，“拿来主义”的意识比农耕民族要强。当黄帝氏族征服了炎帝氏族之后，能够看到农耕民族的长处，不但任命其它民族的能人做他的大臣，还特别向农耕民族学习，于是，他也就成为了继姜水炎帝以后“教民耕种”、“始造釜甑”（其实早在黄帝之前的几千年，南方的粳民就已发明了）、“蒸谷为饭”（与上同）的帝王了。黄帝比姜水炎帝还作得过分，他不但抢了粳民、姜水炎帝“教民耕种”、“始造釜甑”、“蒸谷为饭”的功劳，连遂人氏“钻燧生火”、“造火食”的功劳也被他抢过来了。于是，中国的历史上就只见处处是对黄帝的一片颂扬声。
以武力征服农耕民族，并把农耕民族的文化据为己有。无论是西方帝国与中华帝国莫不如此。这是历史的必然，决不能因此而贬低了黄帝的功劳。中华帝国之所以能够光芒四射达五千年之久，就是中华文化能在不断的融合中取长补短，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
中原的农耕文明不可能早于南方
在我知道的学者中，还有一些相信“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学说的学者，总认为考古发现是经常出人意外的。也许在将来的哪一天，考古发现又会证明中原文明的历史早于南方。但假说是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根据科学的规律，中原文明的历史是不可能超过南方的。为了使这些等待奇迹的人早日清醒过来，别浪费了宝贵的光阴。早些研究，早出成果。特论证如下。
一、产生农耕文明有不可逾越的时空极限：在通常的情况下，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道县玉蟾洞发现的人工栽培稻, 其C14年代数据最高达到了18000-22000年，现在采纳的C14年代数据也有14000年（据湖南省考古研究所2001年所编《湖南考古漫步》一书的数据），已经接近了这个极限，而在距今10000年左右，地球又进入了寒冷期，生产力处于暂时停滞阶段，待到距今9000年左右气温逐渐上升的时候，古黔中就出现了相当于这一时代的彭头山稻作民族的聚落遗址。中原地区也出现了略晚于南方的裴李岗粟作文化遗址，要想逾越这个极限，恐怕是相当困难了。
二、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适合的气温条件：中国的农耕文明的核心是“稻作文明”，水稻的生长喜暖畏寒，与气温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认为考古学往往会有意外发现，依据中原的温差在古代比现在要高2-3度，有植物生存的条件，提出了“中原也有可能成为农作物的发祥地”的假说。认为现在的考古发现还不能盖棺论定。但假说也要建立在科学的论证之上，而不能毫无依据的幻想的。因为，气温的复苏必然也是先南后北的，农耕文化已经有了良好基础的南方人决不会丢下自己熟悉了的生产技术，谦虚地恭候中原人从无到有地熟悉了农耕文化以后，再去拜中原人为师，重新学习农耕技术的。
三、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适合的地理纬度：从地理位置来说，世界上的印度、埃及、两河流域与美洲印第安等古文明，都产生在气候适宜的北纬30度左右，全都没有违背这一自然规律，唯独中国的文献学因出现了历史的偏差，才发生了中华文明产生于北纬34度左右的中原的反常现象，违背了自然规律，过去考古学没有跟进，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有些人只好解释为：“中国是个例外”，现在考古学跟上来了，才知道中华文明也产生在气候适宜的北纬30度左右，并不例外。
四、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天然的沼泽地资源：最适宜生长野生稻的地方是沼泽地。在没有沼泽地的地方，是不会有多少野生稻的。古黔中湖泊密布、江河纵横，特别是洞庭湖的四周，至今仍存在有大量的天然沼泽地。而中原地区却极少有这样的天然沼泽地资源。
五、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大面积的野生稻资源：没有野生稻的地方，是绝对产生不出“稻作文化”的，但没有大面积的野生稻资源，同样也是产生不出“稻作文化”的。这是因为：在地广人稀的原始时代，只有大面积生长的野生稻，才能为人们提供经常性的食物来源，人们才会注意到它，只有注意了它，才会想到要栽培它。发现了14000多年前人工栽培稻的道县、就处于九疑山下的苍梧之野，野生稻的资源就很丰富。神农炎帝陵寝的炎陵县附近一带，至今还有占地约200亩之多的野生稻沼泽地资源。中原地区的野生稻资源，从古到今都比较贫乏，又缺乏水稻耕耘的条件，我们还要想在这样一个“双缺乏”的中原，找到像古黔中那样密集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耕文化遗址，是很难的了。
六、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储存食物过冬的需要：虽然有足够的野生稻资源，假若这里的人类都没有储存食物过冬的习惯，稻作农业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中国云南与华南的野生稻资源都非常丰富，但因为那里四季都可以采集到各种食物，没有存粮过冬的必要。由于人们勤于采集而懒于栽培。因此，稻作文化也是产生不出来的。直到今天为止，在中国的华南和云南一带，还没有找到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稻作文化遗址。似已证明了这一点。
七、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适合“象耕鸟耘”的条件：水稻耕作不同于其它农业的最大特点，即必须搞好“春耕夏耘”，才能有“秋收冬藏”。原始人哪里知道什么叫春耕夏耘？他们的耕耘技术完全是向野兽、野鸟学来的。古人给这种天然生产方式取了一个名字，叫“象耕鸟耘”。凭人们长期的观察，发现野兽和野鸟把沼泽地的泥巴踩溶以利生长、把稻的须根踩断以利发孽，除掉害虫以利增产。哪年来的鸟兽多，野生稻就会丰产，反之，则会歉收。因此，才懂得了水稻生产需要“象耕鸟耘”的重要性，后来，人口繁荣了，光靠“象耕鸟耘”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才逼得人去模仿“象耕鸟耘”的方法，发明了人工耕耘。但“象耕鸟耘”的现象只能在大湖大泽地区才有，中原没有南方那样的云梦洞庭，没有气候温和、土地潮湿的沼泽地，也就没有铺天盖地而来的鸟兽种群，不具备“象耕鸟耘”的条件，人们就没有条件从鸟兽那儿学习“耕耘”技术，中原要想诞生稻作文明是不可能的。
八、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比较密集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新石器时代是从旧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绝不可能在没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地方，冒出一个繁荣的新石器时代来。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中国南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都密集在古黔中地区，而且在距今18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古黔中就出现了能够建造高台式房屋（临澧县竹马村）的先进文化，也恰好就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繁荣的新石器时代稻作文化，这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现象。中原也有许多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出现了像裴李岗与贾湖那样高水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耕遗址，但其密集性和延续性都不如古黔中地区。无法证明其文化的继承性与延续性。
九、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比较集中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稻作遗址：在没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地方，是绝对不可能冒出一个繁荣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来的。古黔中有密集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才相应地出现了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及一大批时代略晚于彭头山遗址的澧县八十垱、丁家岗、汤家岗、南县涂家台、石门皂市（下层）等遗址。而在中原，却至今还没有发现过能与古黔中相比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稻作遗址群。特别是在姬黄、姜炎二帝的故里——陕西的宝鸡地区的姬、姜故里，连超过了6000年的稻作遗址至今都还没有发现。与南方有14000多年的稻作文化史要晚多了。要想在今后出现意外惊喜的可能性，是不会很大的。
十、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比较集中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水田遗址：只靠采集野生稻为粮食的地方，是不可能发展成为农耕文明地的。不懂得水田耕作与农田水利的地方，也不会出现农耕文明的。只有人们懂得了为水稻营造水田、并建立了水利灌溉等比较完善的一些先进科技后，才会出现真正的农耕文明。目前，中国最早的水田都发现于古黔中“彭头山文化” 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各个遗址中。而在中原，却根本找不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水田遗址。这是条件使然，想要以后能够在中原找到，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了
十一、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比较成型的原始宗教祭祀：在“有神论”时代，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要听命于神，比较成熟的文明必然会有比较成熟的祭祀活动。古黔中的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就已出现了原始宗教信仰，在距今7000年以上的一批稻作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原始祭坛、原始宗教艺术陶器，有宗教含义的骨器、石器。黔阳高庙距今7500年前的宗教陶质礼器，其绘画水平之高，简直可以与当代现代派的艺术比美。高庙遗址出土的农神画像，还真的是长着“象牙、鸟爪”，与最早的农耕技术是“象耕鸟耘”相吻合。自从高庙7500年的“神农”出世以后，中国的神农氏的形象就基本固定下来了，无论是哪里出土的农神像，大多都具备了“象牙、鸟爪”这一特征，后来，因“牛耕”（牛踩田）的出现，长象牙才被牛角所取代。而在中原，仰韶文化早期的神灵都是渔猎神，只在仰韶文化中期，才出现了南方农神的形象。这也说明中原的农耕文化，是对南方农耕文化的继承，而不是早于南方的农耕文化。
十二、产生农耕文明必需有比较集中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城镇：城市永远都是展示一个地域或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标志。农业城镇的出现，是农耕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后的产物，古黔中自从出现了9000年前的彭头山原始聚落遗址之后，在彭头山原始聚落遗址附近，又出土了城头山这样的“中华第一城”，其它的卫星城市也在彭头山原始聚落遗址方圆一千里之内，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与彭头山原始聚落遗址形成了“众星拱月”之势。在距今7000年前的中国，这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原，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这样的7000年前的“卫星城市”，就是以后，恐怕也不会找到了。基于以上的论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由于古代的生产力低下，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只可能产生在肥得流油的江南沃土，而绝不可能产生在贫瘠的黄土高原。因此，神农炎帝只会诞生在南方的农耕地区，而绝对不可能诞生于此方的游牧地区。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拥有八百里洞庭与肥得流油的江南沃土的古黔中理应是中国的农耕文明的发祥地，神农生于古黔中，已无需再作更多的论证了。我希望通过我的论证，能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尽早确定古黔中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2002/4/29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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