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由崇官文化向崇商文化转变 |
［作者：朱有志 郭钦 来源：湘商网
更新时间：2008-3-24 文章录入：hnmrw1］ |
当历史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当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浪潮在神州大地上澎湃汹涌的时候。
曾经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史上写下过浓墨重彩的湖南人，还能在经济建设的现代化新征程中续写一部当代中国富强史吗？
提起湖湘文化特别是近代湖湘文化，人们立刻就会联想到总督、巡抚、总理、主席之类的显赫官职。所谓“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无湖南人不成衙门”等名言，都是对湖南人“好当官、擅当官”能力的夸耀。
的确，自清代以来特别是近百年历史上，湖南涌现出了无数位高权重的官员，从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到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再到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无不与显赫的官职、无上的权力联系在一起。
如此传承教化，年深月久，逐渐形成了湖湘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崇官文化甚至“官本位”文化。当历史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当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浪潮在神州大地上澎湃汹涌的时候，曾经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史上写下过浓墨重彩的湖南人，还能在经济建设的现代化新征程中续写一部当代中国富强史吗？
一、耻利抑商：氤氲连绵的千年湖湘写实
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众多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也极具影响的一朵奇葩。而它的特色、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内核——崇官尚政。历代湖湘先贤总是把当大官、秉大政作为自己实现经国济世抱负的最主要途径。
在传统的义利之辨中，湖南人很少给“利”以恰当的地位，他们总是选择传统意义上的“义”，而忽视现实中应当重视的实实在在的“利”。
近代湖南经史学家周寿昌说：“利一者害半之，利十者害敌之，利百者害倍之。一利之聚百人，十利之聚千人，百千万利之聚无尽人，游利之眯害也，譬游景之眯尘也。故枯饵之钓无聚鳞，沃汤之膏无宿蚁。”
这段为世人反复引用的“经典名言”，将湖南人对“利”的轻视和敌视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耻利抑商是湖南人千年不变的道德追求：“耻利抑商”的价值观念在湖南人心中肆意地蔓延，“耻利抑商”的文化情结在三湘四水中无声地流淌，它像一团挥之不去的迷雾笼罩在湖湘大地的上空，严重阻滞着湖湘商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甚至羁绊着湖南经济建设前进的步伐。
千百年来，湖湘大地上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绵延不绝的、浓郁的耻利抑商的文化氛围呢？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点：
其一，湖南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使得湖南先民坚守着“三山六水一分田”，固守着中国历史上农为根本、商为末的贬商、斥商、蔑商的传统，对亲商、爱商、尊商、重商的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抵制态度。
其二，重义轻利的理学传统价值、士农利于道路。义利并重、言商尚利的价值取向一直受到了极大的漠视。从屈原、贾谊、周敦颐、胡宏、张栻、朱熹到王夫之，湖湘文化经过历代的过滤、修补，有着异乎寻常的重义轻利情结。
这种重义轻利情结凭着历代湖湘先贤的倡导和传输，在湖湘大地上逐渐凝结成为一种共同的社会文化心理。无庸讳言，重义轻利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和处世法则，对于彰显湖湘士人的高尚品格无疑是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重义轻利这种义利观也有着消极的一面。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与重义轻利共生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这种轻利、轻商的思想影响，至今仍在湖南人心中有很大的市场。轻利轻商一旦与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相结合，就会形成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只重视生产，不重视营销；只重视精神激励，不重视物质鼓励的片面化倾向。
这些思想或观念倾向，至今仍成为湖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善商业企业经营、完善商业企业文化、提高商业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的思想障碍。
其三，古代湖湘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崎岖的交通条件和曾经长时期处在蛮夷之邦的边缘历史地理地位，也使得湖南人趋于封闭、保守、中庸，相对缺乏吐故纳新、开放进取的动力，难以形成拓展、交换、流通等商业市场观念。
就古代湖南地里位置而言，向南进两广，有五岭阻越；欲西联川滇，湘黔巴蜀交接之处则有大河大山隔断；想北上中原大地，则长江淼淼，天堑难度。唯一东北部可经洞庭北上江淮、南下苏浙。然一旦洪水泛滥亦舟楫无用。所以多数情况下，湖南都是与世隔绝的。
相对封闭、边缘的地理位置，又怎可会与“晋商”、“徽商”、“浙商”争利呢？“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极度封闭，使千百年来的湖湘先辈们处在世外桃源之中，只知年复一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然不知奔走市肆，盈利道路，自然耻于言商言利。
其四，作为流寓之地的流寓文化也影响着湖南人从商的气质。古代湖南作为未开发的蛮夷之地，成为中原统治者流放不同政见者的理想之地。流寓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化。屈原、贾谊、柳宗元、杜甫等都是政治流放者，心中忧患都是朝廷更替、天下政治。
屈原在贫病交加中渡长江，过洞庭，徘徊于沅水，踟蹰于湘江，眼看楚国朝廷，日益衰落，悲愤不已，无所依傍，只能悲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为解救国家的危难，他虽甘愿“九死其犹未悔”，但理想终归破灭，最后怀沙自沉汨罗，以身许国。
屈原高洁的道德节操，特别是以死殉国的行为，从古至今一直赢得湖湘人士无穷的仰慕与不尽的效仿。此后的贾谊、柳宗元、杜甫无不与屈原有着相似的政治抱负，即希望朝廷委以军政重任，居高位、握大权而救朝廷、治天下。
这种追求军政大权以救治天下的抱负，代代相传于湖湘后人。这种政治救世的理想固然极其可贵，但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湖南人的商业开拓意识。在湖南人的潜意识中，追求“商利”是一种小人的行为，不是君子的行为，更不是伟人的行为，志节高尚者是不屑于为之的。有着救世心理和救世抱负的湖湘有识之士，当然就更不屑于去经营“蝇头小利”了。
总之，在传统湖南人的心目中,“功名利禄”都是把人引向堕落的坏东西。高尚的人应该仅仅是“淡泊明志”的，人只应当砥砺气节,激励人心,忧国忧民，治国平天下，不应言商言利，更不应从商趋利。
在这种流传千年的“轻商”理念之下，湖南人从鄙视功名富贵逐渐发展到鄙视商人，甚至人为抑制商业的发展。翻阅千年湖湘典籍，从屈贾至王夫之，无一不是激励湖湘子弟以农为本，治国平天下，体现的无一不是强烈的崇官尚政意识。
千年湖湘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中，催生着一代又一代政坛明星、官场显赫要员。如果说，在农耕文明时代，这是正确的选择的话，那么，当一个民族以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当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这种一味的崇官尚政、鄙视工商之利的观念便值得仔仔细细地检讨了。
山川堑壑，岁月流变。曾经对中国、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湖南人，是不会永远在鄙视工商的历史漩涡中不能自拔的，时代的崭新命题要求我们湖湘人重商扶商、富省富国。
二、崇官尚政：历久弥坚的百年湖湘情结
近代中国，百年屈辱。全民奋起，舍身救国。
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两大历史任务，摆在全中国人的面前，也摆在湖南人面前。两大历史任务之中，首先要解决，又是最紧迫的任务则是摆脱外来压迫、获得民族独立，这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前提。素以天下为职志的湖南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血染的沙场，为着民族的独立而冲锋陷阵。
一部近代中国独立史几乎就是一部湖南人写就的历史。
千年湖湘文化本来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崇尚经世致用、卓立独行的。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化，激起了湖南人的斗志，更强化了湖南人舍生取义的崇高理想。本着官大好调将、位高易调兵的王者心理，一代代湖湘血性儿男梦寐以求的，便是握掌军政大权，策动千万民众，指挥千军万马，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这种傲视群雄的气魄，何等慷慨，何等激昂！这是军事家的壮志，革命家的雄心，政治家的胸襟！这是三湘死士的理想追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湖湘军政文化情结的生成，绝非一日之功。
首先，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术精神，易于催生军政人才。从胡宏到王船山，湖湘学派都有严于华夷之辨的传统。在宋代，特别是南宋，一些湖湘学者运用儒家的“华夷之辩”理论，坚持抗金、抗元主张，反对妥协投降。并且许多湖湘士人还直接投身到抗金、抗元的第一线。明末清初，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王夫之更是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早年抗清，晚年隐居衡阳40年，崇尚实学，提倡经世致用，讲求的是治国治军之道。
道光年间，邓显鹤刊刻船山著作，其思想学说更广为流传，深深影响了三湘四水的思想界。同时，贺长龄、魏源编辑发行《皇朝经世文编》，对湖南学术风气更具有深刻影响。“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
进入近代，湖湘子第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自不会甘心“夷狄主中国之命”。近代中国的一百多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异常尖锐，则为湖南军政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
其二，踔厉敢死、敢担重任的湖湘性格，易于造就军政人才。梁启超说湖湘之人“最钝拙”，但“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拙屈”，“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
曾国藩的“打脱牙齿和血吞”的人生格言就是这种湖湘性格的生动写照。他组建的湘军官兵“质直”，有“肝胆忠义之气”，极富“忠义血性”。“忠义”体现的是湖湘伦理文化的卫道意识，而“血性”则积淀了蛮楚先民的强悍性格。无论“忠义”还是血性，主要都因军政而生，也更适合于军政。
其三，湘军的兴起将湖湘崇官文化推至顶峰。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立下的赫赫战功，使许多将领官至督抚，名扬天下。
据同治四年编纂的《搢绅录》记载：其时湘人之任督抚者10人，开藩陈臬者9人，另有监司7人，提督6人，总兵、副将32人。以当时21行省计（其时新疆、台湾、西藏、青海、蒙古均未建行省），湘人之任督抚12省，居一半强，真所谓“文武彬彧，蔚为国华”。
整个晚晴时期，湖南人先后担任督抚者增至37人，其中担任总督者高达17人。达官显贵多，因军功保举虚衔者更多。据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开列的名单，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总计多达6319人，其中提督478人，总兵1077人，副将1534人，参将1464人，游击1766人，这在全国各省是绝无仅有的。湘军显赫的军功，湘人频繁地出将入相，成为湖湘历代后人追官、崇官的楷模。
自此以后想做官、好做官、擅做官成为数代湖南人解不开的心结。以至有学者忧心忡忡地指出：湖湘文化精神表现为一种人生价值取向，就是以崇官尚政治天下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
崇官尚政的顽固情结，伴随着近代湖湘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贡献，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湖湘人士，并使得他们在巨大的军政功业中产生了倨傲强悍的心态。
早在湘军时代就产生了“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说，以后，这一将湖湘性格的强悍倨傲与湖湘学术的经世治国统一起来的人格精神就成为一代代湖湘人才群体的特质，一批又一批湘籍志士、伟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豪情满怀，大声高呼，“振支那者惟湖南”、“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样一种湖湘人格精神被代代强化，后辈之士无不以前辈湘人的军事事功和政治声望为荣，并以政治成就之大小、官位之高低、军衔之大小作为衡量自己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崇官尚政为荣的、历久不衰的湖湘地域文化心理，历久弥坚。
三、纵横商界：与时俱进的当代湖湘风流
鲜明的学术与经世相结合的文化特征，使湖湘崇官尚政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代代湖南政治家影响着、左右着中国的政局。
客观而言，从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来看，特别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来看，崇官尚政并不见得有错，这是湖湘文化讲求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必然结果，也是湖湘儿女卓越才能的一种价值体现，更是他们实现“治国平天下”伟大抱负的重要途径。
但崇官尚政变成唯官唯政，甚至一门心思跑官求官，特别是到了众多人把崇官作为自己发达致富、光宗耀祖的手段而制约了经济发展的地步时，对于经济急需腾飞的湖南来说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了。而实际上，在当代湖南，这种崇官文化不仅没有改变，甚至仍在滋长、蔓延。
譬如许多人不顾廉耻地“跑官”、“要官”，甚至于“赖官”，乐此不疲！更有甚者，以要来、跑来、赖来的“官”炫耀乡里、光宗耀祖，真是可耻之极！
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里，任何游离于经济建设主战场之外的角色都是可怕的，即使在其他方面干得再出色，也只能算作一个边缘角色。
其实，湖南也存在非常适宜造就经济人才的一面，如：湖南人强烈的竞争意识，超常的谋略水准，坚定不移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等。有人说湖南人是欧洲的普鲁士人，而德国人在当代是以经济发达而闻名于世的。
思路决定出路，战略决定谋略。
湖南要实现经济腾飞，做商界领袖，理清思路是核心问题。现实要求我们，时代呼唤我们：必须实现由崇官文化向崇商文化的转换。
首先，必须进行“官念”革命，坚决摒弃 “官本位”文化。
所谓官本位文化，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贵，一切是为了当官，把是否为官、官的大小作为基本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身份、地位。由于历史的原因，官被异化为“老爷”、“主子”，老百姓则被认为是“子民”、“草民”、“*民”、“奴才”。
在社会上，职业选择的主导意识是以官为荣，只有走向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所谓“当官做老爷”、“升官发财”就是这种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在官本位文化盛行的年代，官不仅成为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成为其获得物质财富的最快捷方式。
“当官”和“发财”联系最为紧密。“财”怎么发，那就是官员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官越来越大，职权也就越大，“发财”的来源也就越广泛，方式也就越隐秘。
官本位文化对现代社会危害很大。它诱导权力腐败，败坏社会风气；浪费人力物力，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时，在官本位盛行的文化中，一切以进入仕途为荣，不仅造成官僚队伍膨胀，而且使大量的社会精英浪费在无聊的官场之中，使得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各业的发展受阻，社会生产力难以更快的提高和更快的发展。
官本位文化危害之大，举国痛骂。但是，光骂不行，对于湖南这个官意识比较浓烈的省份，我们应当在行动上真正破除官本位文化。让其它省份的人不再说：湖南人搞政治还行、搞经济不行。而是说：湖南人真了不得，以前会搞政治，现在还会搞工业、搞商业、搞文化。
其次，发挥崇官文化的积极意义。
崇官文化向官本位文化发展，是完全不可取的。但崇官文化不等同于“官本位”文化。这也意味着，崇官文化还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湖湘崇官文化那么发达，当然也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崇官文化的积极意义去护商、扶商。
湖南历史上经济人才虽然不多，但敢为天下先的经济思想却成长较早。比如陶澍，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前期的领袖人物。
他第一个突破清代政治经济体系，睁开眼睛看现实，首先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改革中，并取得了巨大成就。陶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方面卓有成效，被学术界视为“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贺长龄为解决贵州穿衣难的问题，而大力推行种桑植棉；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倡导洋务运动，建立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谭嗣同主张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毛泽东、蔡和森更是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同时，近代湖南也曾产生了一些比较杰出的实业家和企业界人士，如蒋德钧、梁焕奎兄弟、聂缉槼父子、范旭东、李烛尘等人。
这些为官为商之人，都在官位子、商位子上为着湖南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努力着。我们呼吁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员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地制宜，制定正确的工商管理政策，对工商经济进行调控，大力发展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创造灿烂辉煌的商业文化，使崇商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出巨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湖南官员而言，应努力制定本省经济发展规划和对本土经济实行有效扶持。就商业发展而言。在政策上，制定较为完善的政策引导和跨越式的长远发展规划。对全省商业资源进行重组、整合，大力推进各种形式的商业经营，特别是连锁与规模经营。在税收、用地、引资、向省外拓展等方面，给予商家政策优惠，积极鼓励支持企业拓展，做强做大。
再次，大力弘扬崇商文化。
无论是在湖南为官之人，还是三湘人民。除了实行观念变革之外，还要努力将湖南人的蛮劲、钻劲、愈挫愈坚的韧劲去经营天下之商，以造就千万个湖湘商界精英。
以前我们湖南人从事政治，一腔热血，“群兴雷奋”，“舍身殉国，前仆后继”，现在我们致力商业，也要“群兴雷奋”，前仆后继，为振兴湖南的商业大显身手。
一个已为国际经验证明的基本规律是，几乎所有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或者国家，首先是商业高度发达和成熟。因为唯有流通活跃，才有经济活力，社会要素才会不断流动和重新优化配置，社会才会高速发展。新经济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商业时代。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后起者如何打造商业强省呢？这需要超乎寻常的思想和举措，同样也需要发挥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和胆略。
一是营造大商业观。现代商业不是简单的物资交流，而是信息、博览、商务、物流、交通运输、服务等互动综合交流。同时出口和进口、外贸和内贸、省际边贸都应当协调发展。就地域而言，既要打造湖南的长株潭商业中心区，还要在全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中心。以信息、商务、博览、物流等为主体的现代服务型大商业观为指针，充分做好工业强省、商业富省的各项工作。
二是要坚持建设现代商业服务系统体系。现代商业需要营造优良的投资环境、优质的消费环境、优美的生活环境，创造人才、科技、环境、服务优势。要大力扶持民营商业经济发展。要创新招商理念和方式，突出以商招商，以情招商。推进商业制度创新、加快改革。要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营造高效的政务环境，营造有序的市场环境、公平的法治环境。
三是加快培养适应新兴商业业态管理的人才队伍。现代商业领域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任何一种新兴的业态，都离不开先进的管理知识和专业技术人才。首先要加强商业管理制度建设。商业管理要做到真正走上法治管理的轨道；其次，加强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各种信息来帮助决策，以提高决策的准确性；最后，加快人才培养。抓紧造就一批懂外语、会管理、善经营、有远见、敢于直面市场竞争的高素质的商业管理人员，培养掌握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仓储及配送技术的高级技术人才。
四是努力营造公平、规范的市场流通环境。一要针对一般和重要商品的流通特点和要求，尽快制定和颁布对相关流通主体的资质要求和市场准入条件，以保障国内外流通企业公平、有序地参与流通领域的竞争；二要尽快清理现有针对不同经济成分流通主体制定的政策，特别是优惠政策，避免一些特殊流通企业如外资流通企业、国有流通企业享有不同于其他经济成份流通主体的政策优惠地位或超国民待遇，为多元化流通主体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环境；三要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流通秩序，打击各类制售假劣商品的行为，制止不正当行业竞争，建立全社会信用制度，提倡讲诚信、守契约、反欺诈，促进商业经济正常运行。
作为湖湘商界本身，我们要努力打造商业湘军，要重商德、守商誉、铸商魂，再展湖湘商界风流。
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商业正逐渐走向专业化、精品化、规模化发展之路。因此，省内商家应当像当年军事湘军一样，携手作战，组建同业联合体、联合采购体，跨省拓展，组成商业联合航母，形成规模集约化优势，赢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商机无限，期待商业湘军横空出世！
商海搏击，期待商业湘军百舸争流！
商强国富，期待商业湘军再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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