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土著文化真的落后于中原吗？——林河学习《“四羊方尊”源自中原》一文笔记[湖南名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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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土著文化真的落后于中原吗？——林河学习《“四羊方尊”源自中原》一文笔记

[作者：林河来源：湖南名人网
更新时间：2008-5-2 文章录入：hnmrw1]

三湘都市报10月29日讯：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很大一部分是商代南下贵族的青铜匠师们在湖南铸造的。在此次“青铜器学术研讨会”上，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熊传薪，对湖南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林河按：熊传薪教授是我最尊敬的考古学老师之一，也是一位思想比较开放的学者。这一次，他大胆地提出了“商代晚期青铜器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湖南铸造的”的新观点，这是很需要有一点胆识，也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熊老是“学富五车”的老前辈，他敢于这样说，就等于为湖南省的青铜器研究松了绑，后学者在研究湖南的历史时，也可以考虑一下“湖南人并不蠢，也能够铸造出精美的青铜器”的新模式了。他的这种为后学立言的精神令我非常钦佩！

　“四羊方尊”源自中原

    根据熊传薪的研究，湖南目前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主要是青铜礼器，分酒食器和乐器两类。这批青铜器中，确实有一部分属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如黄材出土的“戈”（林河按：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应将湖南商代青铜器细分为四。一是商王族南下政权的随葬品，二是土著军队缴获商军的战利品，三是土著酋长购自中原的商品，四是商代湖南自制的青铜器。必须这样细致地区分，方能进行科学研究。）卣，桃源出土的“皿天全”方彝（林河按：“皿天全”是苗蛮语法，若依中原语法，应该是“天全皿”。鄙视苗蛮的中原人却用苗蛮语为他的礼器取名字，是违背逻辑的）及湘乡、津市等地出土的青铜爵等。它们的造型、纹饰与中原同类型器物没有差异，很可能是商代中期以后，商人南下时从中原带到湖南的。

    林河按：湖南的一部分青铜器“很可能是商代中期以后，商人南下时从中原带到湖南的”一说，必须有翔实可信的科学根据才能成立。如果是商代鼎盛时期，湖南北边还生活着敢与商王国“大邦为仇”的“荆蛮”、“巴濮”等强大氏族，商军从来没有征服过他们，他们怎么可能批准商王族南下湖南，继续与自己为仇呢？如果是商代亡国时期，周武王与这些土著组成的联军已经是共同消灭了商王朝的胜利之师，那些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逃亡贵族，又怎么可能躲过土著军队的乘胜追击，公然携带着大批的金银财宝、奴隶工匠大摇大摆地南下湖南？而他们的奴隶工匠也是那么地驯服，在这样的大好的形势下，还不起来造反，反而帮助压迫了他们几百年的商王族奴隶主南下夺取湖南，建立一个偏安一隅的逃亡政权？已经是溃不成军的商王族有这样的可能吗？如果有这种有利于中原王朝的天大好事，中原的历史必定会大书特书的，为什么却一点记载都没有啊。

    而其他一部分青铜器，如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和大型的铜铙等就不可能为中原商器，因为在中原出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上述青铜器尚未见到一件相同的器型。

    不过，这些青铜器的母体文化即造型、纹饰又是中原商代青铜文化的反映，这说明四羊方尊等青铜器与中原密不可分。

   林河按：熊老认为：“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和大型的铜铙等就不可能为中原商器，因为‘在中原出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上述青铜器尚未见到一件相同的器型’，他的这一思路，我十分赞同。但是，他的结论又是“这些青铜器的母体文化即造型、纹饰又是中原商代青铜文化的反映”，却使我的头脑糊涂起来了。因为，在研究“母体文化”之前，必须先给这些“母体文化”的“造型与纹饰”定个标准。才不至于在忙乱中拿错了别人的东西。例如有些学者常将南方苗蛮集团祭神用的所谓“饕餮纹”当作商周的“母体文化”典型的“造型与纹饰”，就是拿错东西了。因为早在商王朝之前的好几千年前，这些东西在中国的“苗蛮文化”中就已经有了。根本不能算作商周“母体文化”的“造型与纹饰”了。

　此外，尽管湖南所处的长江中游这一地域，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比较发达的原始文化，但夏商时期，这一地域上的土著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先进的夏商文化，当地的土著人也就不可能铸造出水平如此之高的青铜器。

　综上所述，熊传薪作出推断：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商代青铜器是由商代移民至宁乡的贵族携带的青铜匠师所造。

　林河按：记者所述的这些说法，我不敢苟同。有比较才有发言权。且通过考古发现，比较一下商周时期，湖南和中原的真实情况吧。

　●制造青铜器必须要有铜矿资源，湖南及周边地区都有铜矿资源，而中原是贫铜地区。

　●青铜器是有色金属的合金，湖南是世界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而中原缺少有色金属矿资源。

　●铜器的冶炼技术是由制陶的烧窑技术不断进步而来，湖南玉蟾岩人的制陶技术已有15000年以上的历史，而中原的制陶技术才几千年历史。

　●冶炼铜器必须有熔化金属的高温（据说要1200度以上），而这种科技只能从掌握烧陶的窑温科技中去寻找。湖南高庙人在7800年前就已烧出了精美的白陶，而在中原却找不到制作精美白陶的早期证据。

　●想要制造出精美的青铜器，就必须为青铜器的制作培养出高素质的冶炼工匠与艺术工匠。这些工匠队伍是不能从天而降的，而是从历代的科学技术中积累而成的。湖南早在7800年前的高庙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技艺高超的制陶大师和琢玉大师，而在中原，我却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

　●在商周时期，湖南还处在农耕文化的“巫官文化”阶段（即文化人类学上的印第安人“易洛魁联盟”阶段），湖南的土著人和周边的属于南方农耕民族的“土著文化”一道，选择了绚丽多彩、精美绝伦的玉石为神器。而以游牧文化起家入主中原的商、周王朝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封建专制社会，贵族们大多选择了体积庞大、造型威武、形态笨重的青铜为神器。两种文化的礼器各有特色，并不能以此当作评判优劣的标准。

　●在商代的中、晚期，湖南出现了青铜文化，就等于湖南已是商周王朝的南土了吗？且以当代为例，你能说凡是发现了“美国制造”字样的地方，就都是美国的国土了吗！

　●上面已经说过，在夏商以前，湖南的科学和艺术水平，一直是远远超过了中原的，而在夏商之后，根据湖南的考古发现：长沙杨家山春秋墓中发现的百炼钢剑、铸铁鼎等先进科学，都是领先于全中国甚至于全世界的。中国字的“铁”字，古文作“銕”，也说明了“铁”是“蛮夷”所发明。魏晋著名文学家傅玄的《正都赋》有 “苗山之铤，铸以为剑，百辟文身，质美铭鉴。”也是“苗蛮”地区的钢铁工业超过了中原的最好答案。以当代为例，如果说“造伽玛刀的不如造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煮茶叶蛋的”，岂不是逻辑颠倒了。

　●文化是有兴衰规律的，春秋战国以后的青铜器，大多都不如商代青铜器精美，是全国皆然，把它都算在湖南人的头上，是有欠公允的。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进步了，多种多样的精美轻便的礼器文化各放异彩，并已经在逐渐取代青铜礼器的作用了。如楚国的漆器和帛画等礼器之精美，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能说是落后。

　●商周青铜艺术的纹饰，有许多并非最早出现于中土，而是出现在周边土著文化的“玉石文化”之中。下面，请看附图：（由于我不会在网上贴图，只好改为文字描述）

　中国四夷创造的“玉石工艺”对商周“青铜工艺”的影响

　（本来是有图的，因为我不会上网帖图，改为文字描述了）

    ●湖南高庙文化 “王字形”磨制玉钺（早于商代约5000年），是商代青铜钺的源头

    ●良渚玉钺上的獠牙神人纹饰（早于商代约3000年），是商代“饕餮纹”青铜器的源头

    ●湖北石家河文化的獠牙神玉雕（早于商代1000多年），是商代青铜器獠牙神的源头

    ●湖北石家河文化的凤凰玉雕（早于商代1000多年），是商代鸟形青铜器的源头

    ●内蒙红山文化的牛首人身玉雕（早于商代约3000年），是商代人面长角青铜器的源头

　祭祀催生青铜器的出现

    与会专家告诉记者，商代的贵族，大小凶吉等事都要占卜祭祀。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一支移民至宁乡的商人，尽管远离中原，仍然保持着商代的风俗，他们在移民的过程中也不忘带着铜匠。铜匠在本地专门为这些贵族铸造青铜器，而这些贵族用这些青铜器来进行祭祀。

   林河按：占卜祭祀是原始社会的共性，但也各有各的个性。商周时代的中国，主要存在两大信仰。那就是南方农耕地区的农神信仰和北方游牧地区的牧神信仰。农民只祭祀自己的农耕祖先，牧民只祭祀自己的游牧祖先。就像佛教徒决不信奉天主，基督徒决不信奉佛祖一样。但由于中原地处两大文化相互争夺的要冲，理所当然就成为了游牧民与农耕民争夺的一块肥肉。这就叫“逐鹿中原”。

   在冷兵器时代，爱好和平、文化昌盛的农耕氏族往往被勇猛强悍、文化滞后的游牧氏族所打败。文化滞后的游牧氏族，又往往因为融合了农耕氏族的先进文化而在中原建立了强大的王国，是经常发生的事。中国的商周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原本是生活在西北地区、文化比较滞后的商周游牧氏族入主中原后，变成了中原的主体氏族，氏族成员则变成了“高贵智慧”的奴隶主，而争夺失败的农耕氏族都变成了为商王族种植粮食和制作青铜器的奴隶*民。

   当中原进入了封建专制时代，出现了依附于封建王朝的“史官文化”。而那些没有被他们征服的“荆蛮”、“巴濮”、“干越”等农耕氏族，还在继续着他们原有的历史进程。走的是由“巫文化”向“巫官文化”（即文化人类学的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联盟”式的原始民主社会）发展的道路（“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二者都不是我的观点，而是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提出来的）。

   “巫官文化”与中原的“史官文化”在社会制度上有比较接近的政治体制，其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有虔诚的神灵信仰。其不同之处是：“史官制度”是完全依附于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而“巫官制度”是相对独立于部落联盟执政的“政治体制”。当巫官们在祭祀礼仪上受到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开始发展自己的青铜文化时，由于他们都拥有高度的冶炼技术和艺术水平，他们冶炼青铜器的水平当然都要高于中原，这种情况并不止是湖南如此。湖南宁乡、四川三星堆、江西新干和楚国时代湖北随县出土的青铜器，其工艺的辉煌，都是中原的青铜器所望尘莫及的。由此可知：中原周边的青铜文化“青出于篮而胜于篮”现象，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而不是商王朝的版图扩张或商王族携带着他们的奴隶工匠自由自在地四处打天下的结果。但不知我的一管之见，能否为专家学者们所考虑？

   这也就是为什么湖南青铜器的发现十分零散，多见于河边、山腰、田野。

    林河按：商王朝已经进入了封建专制社会，而湖南的土著还处在“巫官文化”（一种类似于印第安“易洛魁酋长联盟”式的原始民主制度）的影响之下。对商王族而言，青铜器大多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当然要陪伴他们到冥府去继续享受。而对湖南的土著来说，“巫官文化”虽然比“原始的巫文化”进了一步，但还没有进步到等级森严、专制独裁的地步，他们的青铜礼器都是氏族联盟的公共财产，是用来祭祀山川社稷的，必需在祭祀名山大川之后埋于名山大川，而不能据为己有，这才是湖南的青铜礼器，“多见于河边、山腰、田野”的真正原因。以当今社会为例：如果我们用美国模式去套朝鲜模式，那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我的这种分析，不知是否有符合科学之处？

　炭河里成解密钥匙

    据史料记载，中原与湖南很早就有文化联系。《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帝就埋葬在零陵(今郴州)。（林河按：错了，是永州而不是郴州。）而且从《诗·商颂·殷武》和《吕氏春秋》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商代的势力越过了长江，到了洞庭湖以南的地域。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先登指出，在炭河里遗址目前已经发现了冶铸青铜器的遗物，这里很可能存在有冶铸作坊，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据此，李先登认为，炭河里成了解密湖南宁乡青铜器群的钥匙。

　李先登认为，宁乡青铜器的主人在西周末至春秋初就灭亡了。“这不仅仅是因为炭河里西周城址此时废弃了，而且考古也发现宁乡地区此后的遗存，已是春秋时期来到此地的古越人的遗迹和遗物了，而且，这种文化远比商周炭河里城址的商文化落后。”对于这支商人后裔的灭亡，李先登认为是西周末年气候大异常，多发洪水等自然灾害，而炭河里城址又位于山谷小盆地的河边，后来的考古发掘也证明炭河里城址确是被洪水冲毁。后来的考古发掘也证明炭河里城址确是被洪水冲毁。

   林河按：李先登教授的这番话好像是忘记历史了。根据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百炼钢剑”和世界最早的“铸铁鼎”，恰恰都是在湖南的春秋墓中出土的，从炼铜、炼铁到炼钢，这是冶炼史上的一大飞跃，也是对全世界的一大贡献。把大飞跃当作大倒退是不科学的，

   李先登教授又说“古越人”是春秋时期“才来到湖南的”。也是不准确的。太史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又说：“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太史公是两千年前的一位不知道《民族学》为何物的古代史学家。他倒是依稀地感到了南方许多农耕氏族之间的大同小异啊，他的说法是很对的，现在民族学方兴未艾，通过民族学家的研究：古人说的濮人、荆人和越人，其实都是汉藏语系“黔台语族”诸民族的先民，亦即现在的壮、侗、水、黎、傣、泰、侬、岱、掸、台、苗、瑶、土家、布依等以及南岛、南亚的越、老、柬、泰、缅甸、印尼、印度等地的好些农耕民族的先民，都是有了好几千年历史的“土著民族”了，他们的神灵信仰相似，社会制度相近，生产方式相近，风俗习惯相近，生活地域相邻、文化交流密切，氏族语言的差异不大，甚至还有千丝万缕的血缘纽带。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他们是春秋时期才来到湖南宁乡的呢？

　名词解释：

    四羊方尊：商代晚期偏早青铜器。属于礼器，祭祀用品。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3厘米，重近34.5公斤，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现为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2007年上半年，四羊方尊回长沙展出，于“五一黄金周”期间创下省博物馆一天接待17000多人参观的纪录。

   林河按：请注意“商汤时代铸造的青铜器”与“商汤王族铸造的青铜器”的界限。四羊方尊是“商汤时代铸造的青铜器”，并不等于是“商汤王族铸造的青铜器”。

    “宁乡青铜器群”和“炭河里遗址”： 20世纪30年代以来，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和周围邻近地区陆续出土了多批商周青铜器，达300余件，其中大部分出在以遗址为中心直径不到2公里的范围内。如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人面方鼎、兽面纹瓿(内贮224件铜斧)、“癸”卣(内有环、玦、管等玉器320余件)、“戈”卣(内有珠、管等玉器1170余件)、云纹铙(伴出环、玦、虎、鱼等精美玉器)、象纹大铙(重221.5公斤)等无一不是中国商周青铜器中的上品，被考古界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宁乡藉此以青铜器之乡享誉海内外。

   林河按：还是请注意“商汤时代铸造的青铜器”与“商汤王族铸造的青铜器”之间的界限。“商汤时代铸造的青铜器”，并不等于是“商汤王族铸造的青铜器”。

     1963年，湖南省考古所确认炭河里遗址为一处西周遗址。西周时期古城址是首次在湖南发现，在整个南方地区也不多见。炭河里西周方国都城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湖南地方史、地方青铜文化和早期国家社会的形成等具有重大意义。来源：三湘都市报

    林河自学得一点民族学、民俗学的知识，对考古学完全是外行，用提出了一些外行人的意见，特向诸位考古专家学者请教：还希望能多多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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