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雄辩地证明，近现代的湖湘有识之士无不以参与政治甚至献身政治为荣，后辈有识之士也无不以前辈的政治事功和政治声望为豪。然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在“发展经济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的今天，这些原本令湖湘儿女热血沸腾的历史荣光，却不幸成了现代建设中的沉重包袱。什么“湖南人只会搞政治，不会搞经济”啦，什么“湖南人长于沙场，短于市场”啦，什么“湖南人只会玩规定动作，不会玩自选动作”啦等等，所有这些传言和舆论，不仅成了多数外省甚至外国人对湖南人的偏见，也确实成了笼罩在当今广大湖南干群头上的“精神乌云”，成了系套在广大湖南干群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它不仅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今天湖南人应有的时代形象，更严重挫伤了湖南人应有的经济自信。不驱散这团乌云，不解脱这把枷锁，湖南产业的崛起、经济的腾飞、社会的进步，无论是在精神状态、行为方式，还是在发展速度、发展水平上都将受到不该受到的极大影响。因此，如何让当年“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政治精神转换为今天的经济精神，如何让当年政治领域的叱咤风云转换为今天经济领域的独领风骚，如何让当年政治领域的无往不胜转换为当今经济领域的无所不能，就成了当代湖南有识之士不能不认真思考并给予有力回答的首要问题，也成了我们强烈呼唤“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转换”的根本愿望。 

    文化自信告诉我们：只要当年“敢为人先”、“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还在当代人的血管里流淌，只要当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情还在当代湖南人的脑海中荡漾，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今天的湖南经济发展充满自信!充满希望!!

    一、政治至上：湖南先辈治国经邦的重要表征 

    有学者曾经指出，“湖湘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的确，湖湘文化特别是近代湖湘文化的核心取向就是政治至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余年时间里，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哪一次离开过湖南人的领导或参与？又有哪一次政治运动没有催生出一大批杰出的湖湘政治人物？从提倡学习西方第一人的魏源，到开创洋务运动先河的曾国藩；从“出使西方第一人”的郭嵩焘，到“为变法流血第一人”的谭嗣同；从“无公则无民国”的共和元勋黄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这一个个震振聋发聩的名字，无不闪耀着湖湘文化在政治领域的辉煌。 

    这种以政治为重、历久不衰的湖湘地域心理渗透到湖湘历代儿女血脉骨髓的过程，可以称得上是“绵延传承”的。如果从源流上考察，最早可以追溯到湖湘文化的源头——楚文化。春秋战国时代既是中国古典理性主义萌生的时代，也是原始生命力喷涌而出的时代。春秋五霸你争我夺，战国七雄各领风骚，在这场热火朝天的政治竞赛中，张扬个体生命意志和富于悲剧精神的事件是普遍的：如伍子胥为报父仇逃奔他国，然后兴兵攻楚怒鞭仇人的尸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后杀灭吴王夫差；面对虎狼强秦的压境，荆轲告别燕王太子丹，击筑而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无一例外地都体现了剥去文明外衣后赤裸裸的血腥战杀。这种悲剧精神在楚国诗人屈原身上体现得更加悲壮、惨烈。在日复一日的向父母之乡诀别的过程中，怨恨之情不可遏止；跋涉于漫漫的流放路上，他眼前的景色幻化成诗歌意象……在他游历了诗歌幻想的理想之邦后，最后终于自沉于温柔的水之家园。有学者指出：屈原的《离骚》，篇名就是“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这位楚王朝的远房宗室、左徒，自称为古帝颛顼的后代，以香草、美人、明玉为喻，将自己刻画成“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的艺术形象。屈原是位政治诗人，其诗也是政论性极强的“政治抒情诗”。《九章·惜往日》中的“受命昭以昭时”，“明法度之嫌疑”，便是直写楚怀王让屈原制定“宪令”，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政治变革。他“不忍”离去，却还是离去了。但他离去的只是躯壳而已，其修身、格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却绵延不断地激励着湖湘儿女，浸孕着湖湘文化。 

    被陈独秀认可的那句“若要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实际上就是对“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遥相呼应。中国鸦片战争后近百余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人的悲剧精神不断加强的历史。从一种大的历史眼光看来，这好像又回到了当年战国七雄争夺霸权的时代。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天下至尊”的荣耀受到强有力挑战的世纪，同时也是古老的帝国在世界潮流激荡下蜕去旧有政治衣钵而建立新政治秩序的世纪，中华民族在与屈辱的抗争中发奋图强，终于使东方的天空呈现出一缕复兴的曙光。但毕竟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太大，西方人在科学理性和民主理性的驱动下已经比中国先行前进了几百年。当北方政治中心的原始生命力在西方文明的长期劫掠下消耗殆尽，且不能再现奇迹的情况下，用民主政治取代专制统治无疑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的最佳抉择。湖南人在这一巨大的历史潮流中扮演了辉煌的角色。这是一个悲情奋争以成就英雄的时代，它无疑要以政治功业的登峰造极为目标，从而使湖湘文化形成了鲜明的政治个性色彩。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汉时长沙王太傅贾谊在任期间曾向朝廷进言，其中最著名的《陈政事疏》（即《治安策》），即为指陈时弊、注重实际之作。明中叶以后在湖南传播的阳明心学，也深深地打上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烙印，即注重实事求是、倡导躬行力学。特别是到了近代，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学风被湖湘士人广为传承和发扬。在时局动荡、政治纷争时，要经世致用，必然要牵涉到政治，这也是造成湖湘文化中政治意识积极为强烈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近代时局，更是放大了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的空间。可以说，近代湖湘文化各个层面上的代表人物，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都说得上是相应阶段上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在理论上、实践上实行的都是“学与政兼”，甚至完全使学从属于政。如果我们探究一下近代以来不同时期的湘籍政治家群体，更是可见一斑了。 

    以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中兴三大将”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其领导人曾国藩及其随从都是王夫之的崇拜者，并极力推崇其经世致用之学风，特别是曾国藩在军务、政务最为烦累时还鼎力支持资助《船山遗书》的刊刻出版。有了湘军这样一个政治优势，湖湘文化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播。许多湖湘学子投奔湘军，通过残酷的战争创造和积累了大量运筹决胜的军政经验，涌现出了一大批军政人才，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无疑是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精神特质的最好印证。即这种“用”，只有参与政治，或者拿枪去打仗，才算终有所用。很多事实可以看出湖湘士人注重的经世致用就是这种国家之“用”，政治之“用”。 

    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派人才群体于十九世纪末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曾经说过“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的梁启超，此时也赞扬湖南“全省风气大开”。由于这个群体大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加上他们“无科第、无官阶”，所以最易受各种新思潮的影响，言行上也最容易走向激进和开放，谭嗣同在《报贝元征》中曾指出，所谓轮船、电线、火车、枪炮之类的“洋务”，都不过是“洋务之枝叶”，只有“法度政令”之类的“洋务”才是“洋务之根本”。实则将改革矛头直指政治制度。芷江杨子玉在《湘报》刊登的文章中写道：“官制仍旧，律例依旧，兵政依旧，财政依旧，……如此求富，曷富之有？如此求强，曷强之有？”其政治之“用”更是跃然纸上了。 

    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社会思潮由改良转向了革命。二十世纪初的湖南也成为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革命基地之一。受维新思想影响的大多数湖湘学子激流勇进，成为辛亥革命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个群体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和蔡锷为代表，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共有99人，其中湖南籍20人，占第一位。同盟会最初两年入盟者共963人，其中湖南志士157人，居各省之冠。华兴会的领导人也成为同盟会的骨干力量。有语曰：“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流血”，显著地体现了湖湘儿女在悲剧精神的驱动下抛头颅洒热血的慷慨之举，辛亥革命时期的湘籍政治家群体正是将反帝爱国思想与建立民主共和国主张相结合，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后来捍卫辛亥革命果实的护国护法运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四运动的洗礼，催生了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新的湘籍政治家群体。毛泽东可谓是湖南人精神的集大成者。对于毛泽东，不管人们现在作出了什么样的评价，也不管今后还将作出怎样的评价，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1]这是一种面对世界政治版图踌躇满志的王者风范，是诗人与王合一、交相辉映产生的生命景象。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民族的一极，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成功的，他曾指挥着他的军队在朝鲜打败过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他未能将内心澎湃的意志力转化为新的政治形式，他为他的人民尝试的政治生活是极为不成功的：他不但要用狂热的革命意志推毁一个旧的世界，还要用狂热的革命意志探求一种新的幸福生活的可能。苦难的中国大地连续沉浸在一个盲目的现代宗教氛围中，这是他的悲剧。”[2]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湖湘文化的悲剧？“文化大革命”为此作了很好的诠释。

    二、发展经济：践行现代抱负最大的政治诉求 

    当时代的车轮驶进历史新的驿站，湖湘文化该用什么姿态来面对？是继续躺在过去的政治功绩上沾沾自喜、夜郎自大，还是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这对每个湖湘儿女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过去，崇尚政治无可非议，献身政治无疑光荣。因为，其时历史的任务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然而，当历史过渡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我们的使命成了发展经济，造福民众。如果还在那里崇尚政治上的经世致用，而忽视经济上的经世致用，那么，我们拿什么来兑现这一使命，又拿什么去取信于民？ 

    对湖南的经济状况，近些年来舆论非议颇多。湖南人自己对此也颇为气馁。确实，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上令人惊叹的建树相比，湖南的经济分外相形见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的经济指标在全国的排序中几乎都有所退位，有的指标位置甚至还在下滑。而湖南人在别的领域，几乎都可以挤进国内一流的行列。这样一来，就好像印证了“湖南人，政治上偏热，经济上偏冷”那句雅谑里道出的湖南人的强项和弱项：“长于政治而短于经济”、“只会搞政治而不会搞经济”、“只搞得了政治而搞不了经济”。其实，事实并非是湖南人不会搞经济，抑或搞不了经济。应该说，总体上湖南还是重视经济的，但由于政治上的“路径依赖”，在具体经济活动方面动的脑筋却不多，使的劲也不大。一个“长株潭”喊了半个世纪，[3]目前几乎还停留在规划阶段，没有多少实质性进展。 

    湖湘文化重政治轻经济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杨度在20世纪初就已尖锐指出：“湘军以百战之余，遍布全国，出湖南之境而适他者，几无一处官场、军队，不有湘人之足迹。盖至此时，而湖南人亦几于除农业以外，惟以做官与当兵二者为生活之途。为农则劳，为工商则不谙熟，而做官以剥民财，当兵以糜国饷，斯其事至易。儒以做官为出路，农以当兵为遁数，此种风气，深入人心，绝未见有谋于实业界立足者，且或以此为耻，而鄙夷不屑。其结果也，影响于湖南人之生计至大……今日世界，为经济战争之世界，湖南人不竞争于工商，而推做官与当兵之竞争，必对于国外而为外人所压，对于国内而为闽、粤、江、浙之人所压，其以淘汰而劣败必矣。”杨昌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以广东之人与湖南之人比较，广东人则从事于海外贸易，湖南人则多从事于政治、军事。今广东人之海外贸易方骎骎发达，而吾湘人军事上之势力扫地尽矣。此亦生利与分利之辨，吾湘人所宜深长思者也。又以湖南之人较江西之人，亦得有同一结论。湘人之谚曰：‘无江西人不成口岸，无湖南人不成衙门。’若以此自矜者，其实窟穴于衙门固非最上之业，且非长久之计也。” 

    今天，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建设全面小康，发展湖南经济，无疑就成了湖湘儿女践行这个时代抱负最大的政治诉求。有人说得好，“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里，游离于经济中心之外的角色是可怕的，即使再出色，也只能算做一个边缘角色。”[4]真要让湖南人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边缘角色，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湖南人能答应吗？当然不能！因为这不符合湖南人的性格。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发展湖南的经济，都将是新时期湖南从政者必须优先考虑的重中之重。当然，提倡经济文化并非让我们漠视政治，更不是让我们藐视政治，关心政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关键的是我们要认清当代政治的独特内涵。对此，邓小平曾经指出：“发展经济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因此，素以推动历史为己任，以政治业绩为荣光的湖南人，在今天，将文化心理从政治至上转换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既合历史的必然性，又合理论的逻辑性，既合转换的必要性，又合转换的自然性。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地域文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湖湘文化作为一种优秀的地域文化，由于其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创造了辉煌的政治功业。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今天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区域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湖南与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江浙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其影响力也越来越不相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也即从市场经济对文化的要求这一角度来说，湖湘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两者的排斥力要大于亲和力。诚然，湖湘文化所崇尚的经世致用、务实创新、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坚毅执着等精神品质是现代企业家精神不可缺少的精神品质，也是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宝贵文化资源。但从总体上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湖湘文化中缺乏发展现代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基因，缺乏江浙文化中那样一种深厚的工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等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资源。湖湘文化中蕴涵的重名轻利、崇尚政治、崇尚权力、争强好斗、自我意识强、合作精神差等文化精神元素，都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 

    不少学者还这样具体分析湖湘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冲突：李跃认为，“湖湘文化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责任传统，赋予其精英分子强烈的从政偏好，导致大量一流优秀人才脱离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造成人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即使一些在经济活动中叱咤风云的企业经营者，也往往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并不将企业经营视为自己的终生事业，而是当作步入仕途的跳板，把从政看成是自己事业的最终归宿。”[5]王东京在《湖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分析说：“时至今日，湖南人的思维方式，行事风格，还常常凸现出等级观念的烙印。如重官轻商、千军万马挤官道就是如此。多年以来，湖南当官的多，读书人多，经商的少，经济不够活跃，不能说与湖湘文化没有关系。其实，现代市场经济，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讲究平等：职业有分工，身份无贵*。”[6]陈代湘、黎跃进在他们合著的《胆识+霸蛮=湖南人》一书中，分析了湖南人的弱点，其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湖湘学派千年的理学传统中人的道德规范千规万律，标准的经济规范却是一片空白，当现代经济摧毁了其中的道德规范时，湖湘文化便感到了困惑，然而传统的烙印仍留在骨子里，这种蜕变的痛苦也就显现出来。湖南的企业被人称为‘千字企业’，也就是产值上千万，职工千多人。据说这样的企业仅仅衡阳市就有上百家，但很少能够做得更大……湖湘文化中固执的政治本位意识仍在顽强抵抗。” 

    “天变，道亦变”。过去的辉煌已经成了历史，“好汉不提当年勇”。作为一个既不在东部沿海又不在西部开发之列的湖南，作为一个三面围山，一面临湖的内陆省份，作为一个曾经被人称道“湖广熟，天下足”的传统农业大省，应该如何发展，的确是值得每个三湘儿女深思的问题。要打开发展的大门，首先就要打开思路的大门。政治和经济从来就不是可以彻底分家的，注重政治上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更不应忽视经济上的经世致用。相对于今天而言，没有经济上的经世致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上的经世致用。因此，湖南人思考问题时，就应多一些理性的眼光，多一点辩证的角度，多一些深思熟虑，再加上湘人早就有的务实、肯干、担当、执着、开放，我们深信，在中华民族新世纪腾飞的征程中，湖南一定可以重振雄风。

    三、率先崛起：湖湘文化敢先天下的时代弘扬 

    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来看，应该说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然而，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中部，现在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现象，经济学家称之为“中部塌陷现象”。 

    中部既是中国大陆的腹地，也是支撑中国版图的脊梁。得天独厚的中部地区，既是发展永久性产业基地的首选之地，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适宜之地。因此，中部不能塌陷！必须实施崛起。这已成了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举措，成了2005年“两会”代表、委员讨论的热门话题，成了中部各省神圣的历史使命。
 
    湖南在中国中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一向在政治上敢先天下的湖南人敢不敢提出湘省率先实现中部崛起的目标，为中部兄弟省份发展经济探路，以弥补中国经济中部塌陷的遗憾，这是湖南发展应该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湖南人应该抱有的雄心壮志。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历史的契机，吸纳一切优秀文化精华，充分挖掘本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陈出新，将湖湘文化敢为人先、与时俱进、务实创新的精神植根于湖南经济建设中，从而力争使湖南走在中部崛起的前列。
 
    实施崛起战略是一项巨大的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采取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这些举措，有目前的，也有长远的；有中部区域之内的，也有与其他区域相联系的；有基础设施层面的，也有经济布局和社会结构层面的；有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也有人文和政策环境方面的；有中央政府的国家政策援助，也有区域内各级地方政府的自选动作等等。中部崛起是一场持久战，在战略目标的选择上不能急于求成，悲观论和速胜论都是不可取的，浮躁心态和短期行为更是有害的。只有认清这些，并抓住带全局性、长远性、基础性的重大问题，作出正确决策，扎扎实实奋斗几十年，才能收到崛起的真正实效。 

    古人云：远谋方有深韬略；善谋者谋势，善战者求之势；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湖南在进行崛起战略谋划时，应当从棋盘上布局谋势，走出一域一地的狭隘小圈子，走上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顺应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积极参加区域合作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其实质就是争夺资源和发展空间，以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优资源配置和成本最小化生产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要在这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对外开放。邓小平说过：“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发展不起来”。[7]所以“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8]一个地区发展空间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开放的程度和水平。开放则大，进而则强；封闭则小，进而则衰。闭关自守必然逐渐走向衰亡。 

    湖南要崛起，必须消除内陆情结，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内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消除市场壁垒，打破行政保护，积极大胆地与东部、西部、东北地区以及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技术合作。其实，过去湖南人曾经干出过的一番番惊天伟业，很多就是和岭南人首先联手合作的。关于这一点，郭辉东、胡应南在他们的一份题为《湖南与岭南互补性研究——兼论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合作与发展》研究报告中已作了精辟的论述。还有，那句“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流血”，不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吗？尤其是在今天的经济交往中，更没有人能通吃天下。只讲竞争，不讲合作，谁都不会成为赢家。我们应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合作共生”的基本原则，积极参加区域合作与发展，以实现互利共赢。 

    认清世界科技革命趋势，把知识产权提升到湖南发展战略层面上来。 

    人类社会正全方位迈向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世界科技革命全面推进的时代，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时代。科技创新不断超越人类的传统认识局限，正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向着最复杂、最基本的方向发展，学科的交*与融合，使重大创新更多地出现在学科交*领域。经验与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必然演变为产业革命，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或重大进步，都会导致一次大的产业革命和结构调整，从而推动经济的大发展和大跨越。当代新科技革命不只是表现为单一技术、单一产业的发展，而是表现为群体突破态势，表现为新技术群和新产业群的蓬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的迅速崛起壮大，正在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这一过程中，与知识经济相呼应的知识产权发挥着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作用，并越来越成为国家、区域和企业参与竞争、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美国将知识产权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使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得到空前巩固，战后日本实施从“技术立国”向“科技创新立国”的知识产权战略，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知识产权的功效在创造财富神话的硅谷，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湖南地灵人杰，加上湖湘文化中的创新特征，如果能将知识产权提升到发展战略层面上来，就能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实现后发至胜创造有利条件。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众所周知，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以来，工业化的加速，科学技术的猛进，在带给人类福音的同时，也使人类的生活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湖南，尽管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仍然面临着不少危机和忧患：三湘四水在遭受污染，人均耕地在逼近“警戒线”，洞庭湖的调蓄能力愈益下降，处在湘江之滨的省城竟要引进浏阳大围山的水来饮用……这些问题影响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到我们生产、生活的环境，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影响到湖湘儿女的生存根基。任何一位有眼光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正视当前的这种生态危机，并认真思考自己的行为与环境恶化的关系。 

    坚持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是根本，改善生态环境是前提，其实质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在加入了人的活动以后，能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以及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改变以往那种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人的使命就是征服和占有自然的价值取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始终牢记恩格斯对于我们的谆谆告诫：“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9]建国以来我们对于洞庭湖的过渡开发，不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吗？因此，要始终警醒自己，在促进湖南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不要因为我们这些人的活动而造成一种历史的遗憾。同时，还要坚持“代际平等”、“人际平等”的原则，做到当代人的发展不影响后代人的发展，当代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妨碍另一部分人的发展。 

    《人类环境宣言》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中，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因此，对于欠发达的湖南来说，解决环境问题最终要靠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离不开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但在不少地方特别是某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还存在着“先污染，再治理”、“先开发，再保护”等错误观念。实际上，这是没有搞清生态与发展的关系。其实，生态也是一种生产力，破坏生态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如果生态环境破坏了，挣多少钱都是难以弥补的。尤其是在当前，湖南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热潮中，要特别注意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否则我们将上愧于祖宗，下对不起子孙。 

    引导经济活动进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模式，是推进湖南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并规范湖南经济社会活动，使资源在循环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同时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一种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开辟了新的道路。因此，在湖南经济建设中，要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过程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对可以重复利用的废弃物通过技术处理进行无限次的循环利用，从而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的现代化道路。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念奴娇·昆仑》。
    [2]《论“湘楚文化”和“湖湘文化”》，http://www.lawsaion.net。
    [3]20世纪50年代，有人建议将长沙、株洲、湘潭三地连接起来，建立“毛泽东城”。
    [4]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李跃，《湖湘文化创新的“三自”之路》，《湖南日报》，2003-07-11。
    [6]王东京，《市场经济与湖湘文化取向》，《湖南日报》，2003-06-13。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