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揭秘毛泽东开国大典照片内幕 |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网
更新时间：2008-4-14 文章录入：hnmrw1］ |
凡参加过开国大典的人，应该都能讲一段与之相关的故事。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就是开国大典那天，她拍下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那激动人心的一刻，这段历史就此在她的镜头之下凝固，而这张照片也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经典画面……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侯波上午就去了，中午也没有吃饭。下午3点，庆典开始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左侧一步步走上来。当毛泽东踏上最后一个台阶时，军乐奏响《东方红》，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当中的位置。国歌声中，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了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作为一个摄影师，侯波有自己独特的角度，不是站在下面看，而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离领导人最近的地方拍摄了他们的活动。为了安全，允许上天安门城楼拍照的记者很少，侯波是唯一的女性。她一边拍一边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拍完一卷，就得赶紧换，生怕误了一个重要的镜头。
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站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侯波只能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拍照。为了能拍到领导人的正面，侯波只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后就得赶快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泽东讲话的时间很短，侯波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门，可是即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侯波想，到时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矫饰的。
在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后，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等这一时刻已经很久的侯波赶紧按下了快门。
所有的人都激动了，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流着眼泪听毛泽东讲话。城楼下30万欢腾的群众更是情绪高昂。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一片，感人至深。侯波也激动了，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想把这一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可就在这时，她感到身体一晃，差点从城楼掉下去，幸亏旁边有人拽住了她，回身一看，原来是周恩来拽着她的衣角。
这张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照片最初被保存在中南海，后来又被送到新华社受到特别保护。20世纪80年代，经过特别批准，这张照片开始在多个国家巡回展出。
57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已是82岁高龄的华发老人，谈起当年拍摄开国大典的情景，仿佛还在昨天，它铭刻在这位老人的心中，永远无法忘记。每当她的名字随着这张照片登出来的时候，她都有一种自豪感，更有一种庆幸感，在她的心中，没有一件事可以和这件事相比。侯波说：“《开国大典》是我最得意的照片之一。不是因为照得好，而是因为它是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一张新中国光辉历史的见证——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2003年，在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上，侯波颤颤悠悠地走上台，轻声细语地说：“他（毛泽东）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决定了我的命运。”是的，作为一个摄影师，侯波的名字永远和毛泽东联在一起。
这么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的人格和精神始终影响着她的工作和生活。每年国庆节前夕，她都会和老伴徐肖冰互相搀扶着到天安门广场看看，那个给他们留下灿烂记忆的天安门城楼是他们心目中永远的圣地。每到毛泽东的诞辰和忌辰，他们也会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缅怀一代伟人。
如今，老人谈起自己的心愿：“过去我们用我们的镜头记录了历史，现在我们还要用我们的作品把历史再现给现在的人们，尤其是作为祖国未来的孩子们。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她希望这些照片“对我们的后来者有一点启发，对执著于那一段历史的人有一点用处。”
据说，从开国大典留下的大多数镜头中看，毛泽东是很少出现笑容的。毛泽东此刻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对此，他后来解释道：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这一点从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即可以看出。当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检阅的装备被戏称为“万国牌”武器——出自十几个国家，大多是别国淘汰的旧品。检阅途中一辆装甲车开到天安门西侧时，还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开不动了，幸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继续驶上前去把这辆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才没扰乱秩序。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对眼前的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但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这已是我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
据侯波回忆，开国大典上，当新建成的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了如雷的掌声与欢呼声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作为中南海的摄影师，侯波给领导人拍一些照片是为了保存资料。侯波所拍的照片，不管是领导人的重要活动，还是生活照，全都保存在一个保险柜里。如侯波所说：“当时，组织上没人向我交代有的照片可以公开发表，我自己也不懂有的照片能对外宣传。我只知道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要绝对保密，我拍的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照片也是保密的。”
因工作需要，侯波一家也搬到中南海，住在勤政殿进门不远的一间大概有20平方米的屋子里，这间房子也是侯波的办公室。对侯波这一时期的生活，其长子徐建林曾回忆说：“我们家最初在勤政殿第一个院落里的西厢房北侧，搬进时我已临近上学的年龄。穿过我们的院子再进第二道门，就是勤政殿的主殿了。主殿有高而宽敞的过厅，铺着红色的地毯，两侧有玻璃橱柜，里面陈列着古瓷器和古铜器等文物。过厅的尽头就是正厅，是外国使节向新中国的元首递交国书的地方。每逢这种时候，我妈妈就会提着照相器材往里院跑。”
文章摘自《非常人物寻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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