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青年毛泽东的四大影响 |
［作者：刘定才 来源：湘军大本营
更新时间：2007-4-6 文章录入：hnmrw1］ |
上次说到青年毛泽东“独服曾文正”，成为曾国藩的“粉丝”，有网友问，毛泽东究竟在哪些方面受了曾国藩的影响呢？
据本人掌握和了解的资料，毛泽东至少在四个方面受了曾国藩的影响，一是经世理想，二是实践作风，三是道德修养，四是军队建设。这四个方面不仅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它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一）经世理想。
经由老师杨昌济而使毛泽东受曾国藩影响的，首要的是志为圣贤、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农家子弟也可立志做一番大事业，这大事业，既救世，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自强不息，为此目标而奋斗。
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公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前面说过，杨先生教给他的学生以向上的、奋斗的、积极的人生观。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而列强特别是日本的侵略无丝毫松动迹象，甚至步步紧逼。中国的拯救，需要一批超出寻常人的人才。在杨先生的心目中，他的几个学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是这样的“异材”。实际上，毛泽东的心目中也以异材自许，年轻时便有做一番大事业的想法。早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时候，他就录了一首诗给他的父母，诗中写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表明从到东山小学起，毛泽东就有心做一番大事业，就如同曾国藩年轻时一样。经过杨先生的鼓励，做大事业的志向便更为坚定。
（二）实践作风。
讲求实际，实事求是，本是传统儒家的思想风格，只是宋明理学将近这一传统变了形。理学极度强调内心的修养，强调做圣人，却忘了讲实际，讲事功。不过，如本书卷二所说的，在讲求人格修养、做圣人功夫的同时，又强调经世致用，讲求实际，本是湖南相传已久的学风。这学风经过曾国藩和湘军领袖们的光大，湖南士人强调笃实践履，重政治的风气更为浓厚，所以政治、军事人才辈出，在各省中可谓无与伦比，这在前面已经说过。
在毛泽东的学习笔记《讲堂录》中，有一段录有曾国藩日记中的话：“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一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笔记接着又解释说：“不行架空之事。福泽谕吉有庆应大学，以教育为天职，不预款、均利。福氏于学擅众长，有诲人不倦之志。不谈过高之理 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均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
这段曾国藩的话，来自曾国藩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日记，原文是：“与作梅谈当今之世，富贵固无可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仁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习。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毛泽东的笔记对“厚”解释不多，对“实”解释则较多，并举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为例，说明毛泽东对“实”特别感兴趣。
曾国藩强调讲求实际的话还很多，如他给贺长龄的信说：“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
对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有精湛研究的汪澍白先生认为，曾国藩调和汉学与宋学、中学与西学，强调将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相贯通，曾国藩把庄严的理学从道学家的书斋里移到了经邦治国的实践中来，而其所突出的，则是实事求是的精神。青年毛泽东之所以赞服曾国藩，并且从曾国藩那里学到的，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曾国藩在京做官期间，就对社会实际和从事实际政治的学问下过功夫考究。只从他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来看，就说明他对社会现实确实有相当多相当深的了解。曾国藩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可见他考察范围之广。曾国藩年谱作者也说他“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较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毛泽东了解社会实际，比曾国藩更进了一步。曾国藩虽出身农家，但做了官以后，就只能从书本上，从日常接触中，从朋友那里了解社会。而毛泽东则特别喜欢直接做社会调查。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1917年的暑假，他好友与萧子升一同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几个县做社会调查。他们没有钱，*的是在沿途几乎是*乞讨方式获得的资助。只从这一点，就可以明白这两个人年轻人的热情了。以后，在他成为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之后，还做过这样的社会调查，不过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除了直接的社会调查，当然毛泽东也非常喜欢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从对历史经验的探索中吸取治国的政治智慧，这与经世派的做法相当一致。
（三）道德修养。
传统儒家的最高境界为内圣外王。说的是一个人一生须有足以傲人的事功，这便是外王。但是光有事功还不行，这人的道德修养、思想境界，以及思想学问的影响力，也须有高人之处，这便是非曲直内圣的工夫。按照儒家的最高标准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过宋代理学家张载著名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内圣的注脚，这便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段话后面还做了解释：“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换句话说，就是政治领袖同时又须是精神领袖。而做思想领袖，往往比政治领袖还要难，但是一旦成为思想领袖，他的影响就不止一代。就像孔夫子一样，他虽不是帝王，甚至在政治上也没有骄人的成就，但是他是圣贤，所以《讲堂录》里接着解释道：“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页。人名括号内的字为引者所加）显然，毛泽东将来要做的事业，是要学曾国藩这种办事兼传教之人。
（四）军队建设。
曾国藩成功地打造出了湘军，毛泽东成功地打造出了红军（解放军）。*的是什么？以文化育军、以纪律管军、以训练强军。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1853）起，另起炉灶，筹建湘勇，改革军制，在短期内将湘军连成劲旅，又在以后长期的残酷斗争中，屡败屡战，不仅未被打垮，反而愈战愈强，最终竟将烧及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烈焰扑灭，这在军事史上也是罕见的。
曾国藩训练湘军，确有许多超越前人之处，如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对官兵的招募提出很高的政治和身体素质要求；用同乡、师生等私人情谊维系全军感情，以致在军营中提倡“死党”关系；特别着重平时的严格训练等等，这些都有助于湘军战斗力的迅速提高。但是，曾国藩练湘军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最不寻常之举，是他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将政治宣传教育贯彻在平时的训练和作战之中，不仅将湘军训连成一支有一定政治目标的军事集团，也开创了近代史上在军队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先河。
他深知军民关系维系着战争的胜负，在编练湘军之始就特别注重军纪教育，并且身体力行，当作头等大事。在练兵时，“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较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曾文正公书札》第2卷）除了反复训将外，曾氏还十分注重宣传教育的效果，考虑到受教育者多是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乡勇，便创作了一种用于军队宣传教育的通俗易懂的宣传形式----歌谣。如《保守平安歌三首》、《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和《爱民歌》等。用浅近的歌谣向官兵宣讲战争形势，传授军事知识，灌输纪律观念，这应该说是曾国藩的一个发明。
在曾氏所创作的歌谣中，以《爱民歌》最具特点。《爱民歌》作于咸丰八年。歌的一开始就指出了“爱民”的主题，明白如话：“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这里的“行军”当指一切军事行动。虽是平平道来，但声势不凡，气振聋发聩之效。
接下来马上便将百姓的怨恨引向对手，抬出所谓“官兵”的正统身份，先求政治上的主动：“贼匪害了百姓们，全*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官兵来作主。”
再下来是详细的规定，分成三大部分：“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从取门板、拆民房、踩禾苗、抓民夫去挖战壕等一口气列出十条不许，净是些军队（特别是清朝绿营军）平时作为而被百姓憎厌之事。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进一步指出了从军借屋、白吃白拿到掳民夫、抢家畜等种种扰民害民情形的不是，理虽正而言婉转，纪虽严而易入耳。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作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曾国藩懂得只有尽量将兵勇约束在军营里才能减少对百姓的侵害，避免引起人民的仇视，也才能保持较高的士气，有效防止敌军的突袭，因此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号令要严明，不许兵勇随意出营。
以下几句既是劝诫，更是宣传，不仅浅显明白，而且念来特别容易上口：“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次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歌的最后作一归结，既以自赞以联系感情，又鼓动起大家的荣誉：“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概括了军民关系的实质，“军士与民如一家”这一名言，对后世影响甚广。末句的“三和”即是胜利的保证，点出全篇主旨，即“爱民”的目的所在。
曾氏将儒家的“仁爱”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军队教育和政治宣传之中，这实在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日本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竹内实认为，毛泽东作的《三八纪律八项注意》军歌，让士兵传唱，振奋精神，保持纪律，这种做法乃是仿效曾国藩为湘军士兵作的《爱民歌》、《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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