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
［作者：徐泰来 来源：http://www.ldsf.com.cn
更新时间：2007-5-10 文章录入：hnmrw1］ |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争议甚大的历史人物。但这正说明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令人争议的重大作用并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以为，要认明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首先要认明曾国藩所处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历史任务是什么?为了实现其历史任务，历史提供的条件又是什么?总之，不能拿一把超时空的尺子来衡量一个具体时代的具体个人。要看其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充当什么角色，于历史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然后才能确定其人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生于清朝嘉庆十六年(1811)，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代，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62年的时期里，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时期，是中西文化大冲突和大交汇的时期，是封建社会全面衰败和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产生的时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炽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巨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任务，一是资本主义近代化，一是捍卫民族独立；或者说，一是反封，一是反帝。这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时期，曾国藩经历了鸦片战争，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了洋务运动，处理了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和作用，同实现此两个历史任务的关系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一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多方面的，即使在一个事件一个运动中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不同的色彩，在处于不同时代的后人眼里其意义也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曾国藩。所以，称曾国藩为“中兴勋臣冠”者有之，颂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者有之；骂曾国藩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汉*”、“卖国贼”、“刽子手”、“反动头子”者有之；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者亦有之①。我以为，这些说法不能说都没有道理，没有依据。但是要明确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必须把曾国藩置于孕育他的时代，把他同他的时代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分析历史给他提供的任务及实现其任务的历史条件，他能作什么，不能作什么。把曾国藩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联系起来，他究竟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确定其是进步，还是反动。把曾国藩置于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矛盾之中，视其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定其爱国或卖国之功过。在国家问题上，议者应有个共识：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既不是汉族之国，也不是满族之国，而是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之国。我们说的捍卫民族利益，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的单独利益。这不仅是照顾某个民族的情绪问题，而是要承认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大家庭已存在两百多年的事实。
下面，我们按照曾国藩走上历史舞台进行活动的顺序，分析其几个重大的历史活动及其作用。
一 镇压太平天国之功过
曾国藩的一生，前30年是读书和求取功名阶段。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后，开始了仕宦生涯，但政绩平平，谈不上有什么历史性活动，只是“自正其心以维世道”，追求做一个“无愧为天地之完人”。做京官前12年，也主要还是个人完善时期，只是在做京官的最后两年才开始了企图影响中国历史的活动。他面对国内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不能再空议什么“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了，他一连向朝廷上疏，甚至惹怒咸丰帝，咸丰帝将其奏“捽诸地”，“欲罪之”，但他仍犯颜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一折，其忧国忧民之心可见矣。
正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曾国藩走上了为清廷练兵镇压太平天国的道路。曾国藩接到协办团练的寄谕时，丁忧未了，还犹豫了一阵子，但上路以后却毫不动摇地用了11年时间，将太平军镇压下去。功耶?罪耶?
言罪者说：曾国藩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而曾国藩效忠的清王朝，则是代表着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没落势力，集封建社会后期腐败贪暴之大成，并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一再屈辱求和，其大方向是反动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所以，曾国藩罪莫大焉。
言功者则说：“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应当肯定。
最近，我收到李时岳教授的一封信。他指出：要公正地评价曾国藩，首先要公正地评价太平天国。而对太平天国，“首先，要洗去涂饰的民主铅华，诸如洪秀全发动起义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民族平等’思想，《天朝田亩制度》的‘耕者有其田’的实质，‘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政策，乡官制度的‘民主萌芽’等等。其要害在于似乎农民可以自己解放自己。其次，要指出农民战争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破坏。充分肯定太平天国的‘破坏’作用，逐杀清朝官吏，掠夺地主富豪，扫荡佛寺文庙，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大破坏，松动了板结的封建秩序。但是，农民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权，从而真正解放自己。第三，要说明后期天京政权是个腐败的封建王朝。杨韦内讧，后起诸王自相残杀，剩下一个天王一味迷信，朝政紊乱，贿赂公行，圣库制度已经破坏，诸王均拥有巨资，奢侈糜烂。社会残破，民不聊生。最后，自然会得出太平天国没有前途的结论。推翻清廷的目标，自北伐失败后，领导集团即不再提起，偏安一隅为形势所不容许，从而只剩下被平息的唯一出路。两个封建政权旷日持久的对峙，不仅使广大群众饱尝战乱之苦，而且会造成殖民主义者觊觎的机会。’迅速恢复统一与和平，从而集中力量从事近代化建设，是历史的迫切要求。胜利的一方自然属于能够顺应世界潮流的那一方。容闳从天京转到曾国藩幕府，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历史的选择。”①对此，我甚为赞同。
太平天国的历史功过究竟如何呢?这要从理论和事实的结合上来说明。首先，从功绩方面看，我认为太平天国的功绩有三条。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正如前李时岳教授说的，它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松动了板结的封建秩序。清朝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中央集权大大削弱。这就有利于新的政治经济的因素的产生。如中央集权的削弱，即部分权力下移，地方督抚则有可能利用这些权力来推动近代化。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洪仁歼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和交通业。虽然它只是部分人心中的蓝图，但至少也反映一种趋向，而且太平军在吴淞、苏州等地建立了工厂。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冲击着中国，在太平天国里也激起了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的涟漪。太平天国的近代化趋向对当时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有影响的。曾国藩的核心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后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杀”。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一百多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太平夭国的这些功绩必须肯定，抹杀这些功绩是不对的。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也不能把曾国藩的罪过扩大化。曾国藩作为清政府的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但是，湘军攻破南京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镇压农民军要不要如此残忍，这就有主帅的个人因素起作用。
太平天国除了有上述功绩之外，也有它的过失。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方面。
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太平天国在定都前，使农民从地主那里夺回了一些土地，在某些地方自耕农有所增加。但是，自耕农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农民的解放，因为自耕农的增加只是强化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耕农的增多，不是对同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形式的冲击，而是使这种生产形式的分解延缓下来，有严于巩固封建制度。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杨秀清、韦昌辉、石主子联名上奏天王，并经洪秀全批准，决定施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意味着太平天国承认并接受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太平天国仍然把农民束缚在封建地主剥削制度之下。
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的统治。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说：洪秀全“当起义驻军桂平石头脚时，就立了十五个后宫。到东乡建国，就增立三十六个后宫。到建都天京，再增立八十八个后宫。他在建国时，就立他的儿子洪天贵为幼主，继承皇位。同时颁布的《幼学诗》，其《朝廷》说‘生杀由天子’。《君道》说：‘王独操威柄’。《夫道》说：‘夫道本子刚”。《妻道》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在广西永安州时，就定凡打江山有功的累代世袭的制度。洪秀全还有他那一套神天家庭的说法。封建主义加上神权主义，便形成了太平天国的特权主义，在农民政权中，造成了它的特权阶层。洪秀全天王就踞特权的顶巅。天京事变后，他破坏军师负责制，君主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专制独裁，破坏了农民民主。洪秀全执政，立法无章，大纲紊乱，措置乖方。他改太平天国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要把太平天国成为他父子公孙一家的天下，以致人心离散，国家灭亡”①。太平天国不仅延续着专制统治的黑暗，且有发展。如李秀成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萧有和。”萧有和当时年仅10岁，但给他的权力是“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为什么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因为萧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这就难怪冯友兰先生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② 所谓“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并不意味着农民得到了多少政治自由。
第三，太平天国也没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不管有的人如何赞扬《天朝田亩制度》，但也确实表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是，它提供给历史的“不过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欢呼为“农民伟大的节日”，但是，由于它实行“物物归上主”，连农民小生产者小得可怜的一点土地和财物，也宣布收归天王(或天父所有)。所以，有的学者指出，“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找不出一条资料可以证明当时人民群众曾经如何拥护过《天朝田亩制度》。”① 这种平均主义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它“并不是为着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却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的。因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②。
第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正是抓住了太平天国“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事实，大肆声讨。正如梁启超指出：“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他们那种残忍的破坏手段，本已给国民留下莫大恶感，加以宗教招牌，贾怨益甚”③。范文澜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也指出太平天国这一文化政策的失败。
有的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如果说，两个政权，清王朝与太平天国都是封建政权，我认为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巩固哪一个也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上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同情。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士兵又何尝不是源于农民呢?所以只能看政权的性质。这样一个标榜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封建主义加神权主义的专制腐败政权，如果统一了中国，难道能比腐败的清王朝好吗?谁好谁坏这要由历史来选择。正如李时岳教授说的：“容闳从天京转到曾国藩幕府，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是假曾国藩来实现的。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二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
现在，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的反动的运动的学者，已经不多了。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
在清廷朝野动议购买西方轮船镇压太平天国之初，曾国藩就提出了“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强调资夷力助剿只是目前的权宜之计，长远的目标是自强、御侮。有的学者将“永远之利”解释为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不承认其指自强御侮。这一点，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咸丰十一年五月开始购买洋船之议时，曾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已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①。这里说的很明白，把自强御侮、夺英法之所恃放在首要地位。曾国藩在同治元年的一个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曾国藩还多次指出：发展洋务， “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①。其自强御侮的目的，十分明确而强烈。曾国藩正是将这一“中国自强之本”的宗旨付诸实践的。
(1)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这个军工厂虽然一开始仍是一个手工作坊，但是它是以手工和现有的物质条件制造近代的船炮。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虽然这只轮船造得还不甚得法，但是它宣告中国的江河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自造的轮船行驶。难怪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这种充满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语言，难道不是宣告中华民族近代化运动已胜利起航吗!
(2)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手工制造近代船炮。他在安庆试办军工时，就议“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似可渐图自强之计”②。1863年，曾国藩选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1865年，容阂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
(3)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它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母厂，在它的带动、示范和支援下，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等，都是在江南制造局支援下创办起来的。它们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4)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基地，而且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这些书籍不仅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书籍入门的。江南制造局一创办，还附设了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1872年，曾国藩还采纳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此举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近代化，以及新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5)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的近代海军虽然还未形成，但近代海军的发展壮大，他是有谋画之功的。建立近代海军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验缺乏，困难重重，但曾国藩不怕风险，勇于任事，从轮船的制造，到海军的建制，从水兵的招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以后海军的发展基本是按曾国藩制订的蓝图进行的。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时提出在吴淞、天津和南澳建立三支外海水师的设想，当即就得到曾国藩的赞同和支持。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信中称这是“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届体大思精”。
曾国藩对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由于中国军事的逐渐近代化才使中国在三十余年内免除了象鸦片战争一样使用大刀长矛的败绩，才出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镇南关大捷、甲午海战那样壮烈的场面。有的人只看重英雄邓世昌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殊不知光有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成就——军事近代化，岂能出现如此海战的场面。水师的帆船能打出这种场面吗?据中外一些军事专家评论，中国黄海大战打了个平局。殊不知中国军事近代化也是那些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物质表现，也是军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支援前线赶制洋枪洋炮洋船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物质化。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再看看由曾国藩发起、倡导和实际推动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就更能感到曾国藩对中国历史作出三 曾国藩在外事问题处理上的是非.
曾国藩晚年与三大外事问题的处理有关。此三大外事是：“借夷兵助剿”、阿思本舰队事件、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外事的处理上，是功是过，是卖国还是爱国，学者们亦争论甚大。
关于借夷兵助剿问题，最先是因宁绍道台张景渠勾结英法侵略军攻打太平军而提出，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而当借夷兵助剿问题提出以后，曾国藩向清廷反复上奏表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而且他在书札中还表示更忧虑“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这里可看出他对“媚夷”者痛恨之情。所以，他认为：借洋兵以助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由于曾国藩等人坚决反对借夷兵助剿，清廷最后只得作罢说：“借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终咸丰朝，未能实行，史实明摆着，在借夷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
关于阿思本舰队事件。1861年，曾国藩确曾向朝廷上奏购置外国船炮，目的是要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延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代办7艘兵船。而英国侵略者借机成立一个什么“中英舰队”，用600名英国官兵水手，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而且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其目的如英国学者季南指出的，“对英国来说，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所以，这一恶毒计划自然遭到曾国藩的激烈反对，他写信给总理衙门，强硬地说，如果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他又强调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①，其祸患无穷。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在曾国藩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只好将舰队遣散掉，“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奥斯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水师提督”②。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的阴谋被彻底粉碎，这无疑是曾国藩的干预之功。
那末，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曾国藩的功过又如何呢?我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对事件本身和有关方面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大家都承认，天津教案的处理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屈辱的外交。大家也承认这是由于中国的当局都抱定“力保和局”宗旨的结果。那末，根据当时中国国情这个“力保和局”的宗旨对不对?当时，客观上讲，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捻军起义之后，不仅封建制度、封建统治全面衰败，而且人民穷困，国力贫弱，刚开始的洋务运动还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力量来对付一次新的战争。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复宝鋆的信中说：“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屑毫无把握。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故奏牍信函，屡持此论”，主张力保和局。曾国藩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如果象李如松等顽固派那样，要“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①，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在一时之内可能毁得痛快，戮得痛快。但天津教案的局面，尚不好收拾，那因新的毁戮造成的战争局面又如何收拾呢?当权者不能不考虑“西林教案”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线的教训。中国有句俗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学者们发议论容易，因为他可不受实际利害关系的约束，每走一步都要看实际能否走得通，利弊如何?当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等7国联衔向清政府抗议，并集结军舰于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法国海军司令扬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当然，不能排斥此中多威胁的成分，但英法侵略者是做得出来的，已有历史教训在前。此时中国并无阻扼英法侵略者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实力。江苏巡抚丁日昌就此说：“现在沿江沿海所设防兵，如长江外海，水师船只不过舢板广艇之类。若在江海陡遇风涛，兵勇即颠簸不能站立，何况于战?其制造局新造轮船，合江、闽二省不过四、五号，身小力薄；以捕海盗则有余，以御外海则不足。”当时，曾国藩处两难境地，“反复筹思，殊无良策”，“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须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的、痛恨“媚夷”的、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来说，也是不甘心的。但是，形势决定曾国藩只能在“衅不自我开”，保持和局的前提下，尽力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对此，我们不能苟求于曾国藩。在强敌压境，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和牺牲，暂时向敌人作出让步，甚至接受屈辱性的城下之盟，以图将来的复兴与雪耻，在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历史事例。例如，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在德帝国主义的强大进攻面前，“为了使疲惫不堪的、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作了莫大的牺牲”①，不惜接受割地赔款的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事例。作为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与长期国内战争破坏的中国，当时“力保和局”无疑是较为明智的抉择。所以说，对曾国藩，史学家应充分分析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起因和性质的认识，是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的。他在对天津教案处理总结的奏折中说：“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娟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至。”②他肯定了教案“曲在洋人”，肯定天津人民“义愤所激”的正义性。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也有能力正确地分析形势，权衡力量，不为流俗影响，采取正确的方针，使国家免受新的战祸，这一点，他也做到了。他在给彭玉麟的一封信中说得很实际：“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胜一时，未必能力多年；能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在今日构衅泄愤，固亦难，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所以他坚持力保和局。但在如何力保和局上，他与崇厚有所不同。在办案之初，他颇受崇厚影响，退让太多。在办案过程中，曾国藩逐渐认识到：“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因而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他在家书中说：法人“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①。可见，他对洋人的让步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同时，他也作好了万一和谈破裂就决心一战的充分准备。他在上奏朝廷作好开战部署的同时，并函请李鸿章“万一事急……统率所部由秦入燕”，令湘军九千余人赴沧州“略资防御”，建议清廷实力防守各重要海口，以配合他的谈判。他向清廷表示：“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乎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态”。很明显，曾国藩的力保和局与清廷的力保和局是不可同等看待的。由于这种区别，曾国藩棘手难办。所以，天津教案并未在他手中了结。但也不应讳言曾国藩在处理此案中的过失。据有的同志说，其主要过错有二：一是“办理过柔”，曾氏屈从法国人的压力与朝廷旨意，将天津府县地方官交刑部革职治罪，并将无辜义民20人处死抵命。连他自己也痛心地说：“吾此举内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②。可见他颇有自知之明。二是未利用教案发生一个月后爆发的普法战争的有利形势，以减少中国的损失。这与他“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以及当时信息传递不快有关。我认为，这两条过错是成立的。
权衡曾国藩在天津教案处理上的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功大于过。我们评价曾国藩历史功过的同时，不妨多正视一下近代中国战祸的结局。落后就挨打，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中国不改变落后状态，就要挨打，打则失败，早巳被历史所证明。
曾国藩在文学、理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在清代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在治学、治家方面都有可垂范后世的贡献；在治军方面也取得了影响后人数代的成就。连毛泽东也说：“独服曾文正”。这些都为人所共知，不必多说。
总之，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他的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的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他的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本文作者；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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