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满汉斗争 |
［作者：佚名 来源：http://www.ndcnc.gov.cn/
更新时间：2007-5-11 文章录入：hnmrw1］ |
关于满汉斗争这个问题，笼统地看，清廷是满人，太平天国是汉人，曾国藩为清廷效力，反对太平天国，这是汉*的行为，但是，对于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这个分析章炳麟早已做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章炳麟组织了一个光复会，以排满为革命的惟一宗旨，不像同盟会那样，只以排满为革命的宗旨之一。他对于满汉斗争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对于有关这个斗争的事情，他所做的判断，不会偏向满人的。
本章上文指出了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的重要性，这一点章炳麟也早已提出，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书曾刻＜船山遗书＞后》，全文如下：
“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最后有为国藩解者曰：‘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洲者，国藩缓于攘满洲者。自湘淮军兴，而驻防之威堕，满洲人亦不获执兵柄，虽有塔齐布、多隆阿辈伏匿其间，则固已为汉帅役属矣。自尔五十年，虏权日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时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巡防军衰，而后陆军继之，其卒徒皆汉种也。于是武昌倡义，尽四月而清命斩，夫其端实自国藩始。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
“余谓国藩初起抗洪氏时，独以拒袄教、保桑梓为言。或云檄文宜称大举义旗以申天讨者，国藩不肯用。然则种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洪氏纲纪不具，又訹于异教之说，士大夫虽欲为之谋不可得。国藩之屈而之彼，势也。及金陵已下，戏下则有惰归之气。而左李诸子新起，其精锐乃逾于旧，虽欲乘胜仆清，物有相制者矣。独有提挈湘淮，以成百足之势，清之可覆与否，非所睹也。然其魁柄已移，所谓制人不制于人，其计亦或如论者所言。观其刻王氏书，无所删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诬昔贤，亦彰彰矣。虽然，论国藩者，如《公羊》之贤祭仲，汉史之与平勃，可也。自君子观之，既怀阴贼以覆人国，又姑假其威以就功名，斯亦谲之甚矣。狄梁公为武氏相，卒复唐祀，其姑犹以事女主为诮。国藩之志，乃不如一老妇人哉？”
“问者曰：‘湘潭王闿运尝言：国藩在翰林时，数趋穆彰阿之门，以是骤贵。及其与远西列国交，事事缩朒，斯诚受教于穆彰阿者。其性不爱国至是，谓其志覆满洲可乎？’应之曰：‘世有一得而一失者，虽圣哲不能易其事。国藩于外交，盖有穆彰阿所不为者矣。观其立江南制造局以储兵械，不内就奥区，而暴露于海上。敌兵突至，则是以其械予敌也。夫其力足以制洪氏，智足以弊清宗，以之应远西，其暗劣乃如是。此非独国藩一人然也。当曾胡合兵克安庆时，乍一外舰溯江而上，使林翼望风欧血，以至于死，此则心詟气夺，固已久矣。夫力所不敢校者，如鼠遇狸，其神智铄焉以尽。此与摧破洪氏事校，优诎相去何其远哉！故曰世有一得而一失者，以是谓其不欲覆清，则未可也。’”
这是章炳麟经过具体分析后，所提出的不同于当时时论的看法。其所以敢于提出这个不同的看法，因为他的看法不是随便说的，而是他的分析研究的结论。
在上引章炳麟的“书后”中，有一部分是章炳麟转述别人的看法，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看法。“书后”的第一段中所说的“解者”一段，是章炳麟转述的别人的看法。这位解者说，曾国藩虽然打败了太平天国，但是提高了汉人在清廷政治上的势力，所以在客观上起了太平天国所要起的作用，他和太平天国是一致的，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若仅就这一方面说，那倒是有理由的，其理由还要在下面详细说。若说曾国藩在主观上本来就有取清廷而代之或排满的思想，那就是臆测了，没有什么迹象可以作为根据。从曾国藩的家庭出身及所受的教育看，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
从“余谓”起才是章炳麟讲他自己的看法。他用“余谓”两个字以划清他自己和解者的界线。本章在上文对于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问题已经做了一些分析，其分析与章炳麟的分析基本上是相同的或类似的。在对付太平天国的问题上，曾国藩和清廷的目的是相同的，但其出发点不同。清廷的出发点是维持自己的统治，曾国藩的出发点是保卫传统文化。他和清廷是同床异梦，同归殊途。曾国藩也不隐讳他的异梦，他的殊途，这已在他的“《讨粤匪檄》”中明显地表示出来。章炳麟在“书后”中说“或云檄文宜称‘大举义旗，以申天讨’者，国藩不肯用”。这说明曾国藩是有意识地要在檄文中表示他自己的独立的宗旨。
这里所说的“异梦”是专就对付太平天国这一件事说的。这固然是一件大事，但不能由此做出推论，以为对于任何事件曾国藩和清廷都是“异梦”，更不能做出推论，以为曾国藩本来就有取清廷而代之的预谋。这样的推论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章炳麟也不以为然。
曾国藩为什么要刻印《船山遗书》呢？章炳麟转述了他当时的两种说法，一是“悔过”，一是“自道其志”。对于这两种说法，他未置可否，他自己只称赞一句“不欲厚诬昔贤”，没有提出正面的说法。他没有看到，曾国藩当时刻印《船山遗书》的政治意义，其政治意义是，要以此书丰富中国古典哲学的宝库，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从而加强他自己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
“自君子观之”以下，是章炳麟转述当时别人的对于曾国藩的一些评论，和他自己对于这些评论的评论。所谓“君子”是指当时时贤，他们说曾国藩太“谲”，这是根据上面所说的臆测和推论而做的评论。照这个评论，曾国藩简直是一个大阴谋家。对于这个评论，章炳麟也不以为然。
章炳麟引用了狄仁杰的故事。狄仁杰身为武周的宰相，做的是恢复李唐的事，他的姑母提出讥诮。章炳麟问：“国藩之志，乃不如一老妇人哉？”他用这句话否定了这个评论，也含蓄地否定了这个评论所根据的臆测。
章炳麟的“书后”中还引了王闿运的评论。王闿运认为，曾国藩办外交过于软弱，是继承了满人如穆彰阿之流之教。章炳麟为曾国藩辩解说，任何人做事都有得有失，曾国藩做事也有得有失，不可以其失而不承认其得。王闿运的说法固然不对，章炳麟的辩解也不正确。曾国藩的根本看法是，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工业，凡是外国所能做的中国也都必须能做。有了这一点，对付外国人，硬也行，软也行；没有这一点，软不行，硬也不好。这是曾国藩的洋务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曾国藩打下南京后，为什么不乘胜北上，一举而推翻满清呢？章炳麟所举的那些理由都不得要领。对于这个问题，最明显的答复是，他根本没有推翻满清的思想。打下南京以后，他的想法是要在东南半壁推行洋务，然后以此为基础推行到全国。
曾国藩虽然没有推翻满清的思想，但是在客观上他确实使汉人的势力在清廷的政治上占了优势。他们俨然成了一派，可名之曰汉人优势派，李鸿章、左宗棠都包括在这一派中，曾国藩自己成了这一派第一代领袖。他死了以后，李鸿章为他作神道碑文，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为他编辑全集，这是一个信息，这个信息表明，这一派的人宣布，曾氏弟兄的领导权已经转移给李氏弟兄了。
李鸿章以淮军起家，镇压了企图恢复太平天国的捻军，成为这一派的第二代领袖。袁世凯亦淮军后起之秀，被委任训练北洋新军。李鸿章在遗折中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向清廷保荐袁世凯为他的继承人。袁世凯以新军起家，发展为北洋派，在辛亥革命中，和革命军里应外合，迫使清朝皇帝交出政权，结束了清朝二百多年的统治。
在政治上各派之间的斗争还不能用投票的方式解决的时候，有武装实力的人必然占优势，最后取得政权。清朝的灭亡，在它的正规军绿营失去了作用之时，就已经注定了。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又勉强支持了几十年。但是勉强支持是不能持久的。所谓“同治中兴”是它的回光返照。
章炳麟的这篇文章以满汉之争为中心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是敏感的。同盟会本以排满为其宗旨之一，但清朝交出政权以后，它就把“排满”改为“联满”，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也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时至今日，在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之中，满汉之争也成了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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