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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李嘉诚与富兰克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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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与李嘉诚在中国大讲堂上传递着他们胸怀的福音：“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偌大的中国在倾听。
转型之中国，国人犹如被置于一个巨大的风箱，迷失与清醒交替，做假与实干混杂，德行与阴谋归一，信仰与阴狠搭肩。在巨大灾难或是危及生命的情势逼压下，人们才会自省。受够了假冒伪劣的侵害，受够了被戏子愚弄的羞辱，一种民族情绪开始从农村到城市广泛地涌动：我们追求什么？我们的商业公司追求什么？我们的商业社会追求什么？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特别需要拥有一种清明的精神，需要有人来指点迷津。2004年6月，有两位耄耋老人，韦尔奇与李嘉诚，登上了中国的大讲堂，传递着他们胸怀的福音。他们不是一般的老人，他们是“过来人”，他们曾经拥抱并征服过整个世界。是的，拥抱了，征服了，耄耋之年，还继续着他们的拥抱与征服。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无所求的年龄，只是想倾诉内在的心曲以报世人。偌大的中国在倾听。
韦尔奇：一个“商业玩家”的无奈和挣扎
2004年6月21～24日，韦尔奇很无奈。这个一直把市场玩弄于掌心的经营大师，这回却尝到了被市场魔方扭曲与变形的可怕。一开始他就被商业炒作笼罩着，每一个花了大价钱的中国人，都不想听一个简单的故事。尤其是那些花了更大价钱得以登台跟韦尔奇对话的人，更像是精心准备的一次表演，更要照顾被媒体传递出来的形象，没法静下心来倾听一个“过来人”的肺腑之言。他们把一个个艰难的、反复推敲修饰的问题抛了出去。
对扑面而来的无数问题，韦尔奇以不变应万变，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强调着他视若珍宝的那些常识。他固执地与中国的听众分享这些构成美国商人传统精神最简单最本源的一些东西。
韦尔奇特别不习惯中国人的道貌岸然，一次生动的对话，也是按照提前准备好的脚本严丝合缝地进行。杰克不停地调整着坐姿，想营造一种促膝谈心的氛围；他还多次不紧不慢地反问和调侃，尝试着使话题轻松起来，总不能奏效。他必须一次次地面对和接受那些枯燥无味的追问。可是，这跟他理解的商业相去甚远。商业是很有趣的，一个称职的管理者，要想在企业成长中不断的去创新，就不能让大家觉得枯燥、毫无乐趣、刻板、一点意思都没有。韦尔奇不止一次地宣称：“我们必须郑重其事地认为商业就是一场游戏。商业不是严肃的、致命的、枯燥无味的、毫无乐趣可言的，商业就是生活，是每天我们都想打赢的一场游戏。”
在一次跟精心准备的嘉宾对话时，他犯了点自由主义，一下子把平台给了观众，直接要听观众的提问。错愕之中，一个稚嫩的声音压住了所有的嘈杂，“尊敬的韦尔奇爷爷，我的理想是长大成为韦尔奇爷爷。”韦尔奇睁大了双眼，而全场为之侧目。
一位戴棒球帽的大眼睛男孩，压住惊慌，继续着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GE的数一数二策略和‘三个圆圈’的策略是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从哪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产品是否有它的市场前景。”男孩叫高格霖，今年10岁，是重庆市巴蜀小学三年级2班学生。这次他是和母亲一块专程从重庆飞来，他妈妈介绍说：高格霖不仅了解韦尔奇的故事，他还知道山姆·沃尔顿、李嘉诚等人的故事。用小高格霖自己的话说，“我崇拜韦尔奇。”他最崇拜杰克·韦尔奇的是“他从很细小的事情中感觉到有危机出现，或者有赢利的可能”。于是这回他想知道怎样修炼这种商业敏锐。
看到提问者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韦尔奇遽然动容。他受够了几天来沉闷的对话，厌烦了太过严肃的面孔，一个童稚的精灵不亚于上帝的一次垂幸，他感觉到了好玩！这正是他理解的商业，这正是他要玩的“Game”。他站起来向着小男孩望去，声音因为激动而响亮，他当然没有忘记第一CEO的煽情天职：“我想你现在只有十岁就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你将来是前途无忧了，整个世界都会属于你！”
“正直和诚实是在你母亲把你抱在怀里的时候就作为一种品质交给你了。”他的名言好像一下子在这个男孩身上得到了应验。韦尔奇意犹未尽，一个少年对商业的兴趣，激发了他对世界未来竞争格局的预期。他仿佛对着整个世界工商业警告：“你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就是你作为一个孩子向全球指出，中国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工商界来说是一个多大的威胁！”
如果说高格霖的提问是此行最令韦尔奇兴奋的提问，那么借机对这个提问的升华与推演，就是韦尔奇此次中国之行最出色的即兴创造了。这么小的岁数，就对商业，特别是对商业敏锐产生如此强的兴趣，在韦尔奇眼前好像出现2050年的一个场面，小格霖作为一家最大中国公司的CEO，正在上千人的论坛上讲述着10岁那年幸遇韦尔奇的故事。韦尔奇感到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或许是韦尔奇的一个预言，或许是韦尔奇能给中国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在中国顶级CEO峰会上，人们把目光投给了高格霖，这个10岁的中国男孩。急切的中国，或许还要等待。要等待小格霖这一辈人成长起来，才会有世界性的经营大师！10岁，这是个可以开始的年龄。李嘉诚就是从12岁踏上社会的。
李嘉诚：只讲打动自己的故事
相比之下，李嘉诚的演讲要幸运得多。他不是为了表演和100万美元的出场费，他选择了一个清静的场合，选择了每年一次在家乡汕头大学面向长江商学院300名EMBA学员的交流。一开始他就避开了炒作，避开了一些无聊的问题，避开了一些花了大价钱要来显示一番的名人的纠缠，而是顺着自己的心意，讲真正能够打动自己的故事。
2004年6月28日，从小靠听故事解读事象的李嘉诚，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中国的范蠡与美国的富兰克林。在这两个人身上，都能找到李嘉诚自己的影子，都传递着他在这样一个时刻最想与公众倾诉的情怀。
李嘉诚最能体会范蠡的孤独。“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说尽了范蠡对当时社会的悲观与冷漠。当他离开勾践时，一定是彻底的失望与孤独。哪怕最知心的朋友文种，也怀疑他的神经有问题。当躲到齐国海边耕种经营获得成功之后，他敏锐地察觉到嫉妒之火已经临近，于是赶紧散尽家财，分给他惧怕着的亲友乡邻，又一次出逃到陶国。靠着*买贵卖的惊世之才，在陶国他又获得成功，横在他面前的却只有归隐一条路。他越是不断地成就伟大，却越是深刻体会到人世间最强、最有杀伤力的嫉妒正环伺着他，他不得不选择消极的抗拒。李嘉诚遭遇着同样的问题：他超出自己所需几十年不息艰苦卓绝地奋斗，却硬是被曲解为“惟利是图”或是“无商不奸”。李嘉诚不愿追随范蠡。他有着更高的人生标尺。富兰克林的故事寄托了李嘉诚的宏愿。
富兰克林，1706年生于波士顿，家境清贫，12岁当印刷学徒（李嘉诚12岁开始当茶童），1730年接办宾州公报，他为政府印刷纸币，实业上获得了很大成功。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美国独立后，制宪会议一开始，富兰克林就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虽然他众望所归，但却提名华盛顿将军当总统。富兰克林还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罄尽他所有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 building)，推动美国人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和冲劲。
以“无我”追求“自我”的范蠡，是中国人的缩影。“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却是使美国强大起来的一种精神传统。
相对于范蠡表面“无我”而实际“自我”的追求，富兰克林的“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更能给我们以震撼。李嘉诚从12岁给舅舅当茶童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他对社会的观察、体味与解读。他经历过、体验过、化解过多少次人性危机与商业危机已经无法细数了。那一切都被看淡了。现在他向往的和力行的，就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商人精神。
富兰克林的人生标尺，更能为李嘉诚的生命注入活力与激情。这样，他有限的生命，就可以投入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就可以踏上充满了无数炼狱的长征。在这样的长征路上，必然充满了压顶的重负、耻辱的挫折、奋勇的激情、创造的充盈、诗化的理想、赤子的普爱……
“过来人”传递的福音
俄国有一句精彩的俗语“别问老年人，要问过来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老年人活的时间长，但见的少，所以倾向于先验思维，轻视“经验”。“过来人”知道的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作为“过来人”亲眼看到他从不相信的东西出现过，知道初看起来片面的东西，或许要主宰事物的进程。于是“过来人”常常能不带成见地去感知和行事。韦尔奇与李嘉诚是老人，更是“过来人”。他们的演说不是先验的，而是充满“过来人”的实感。
打动了李嘉诚自己的故事，也打动了我们。当然，这并不是说韦尔奇不够深刻。对韦尔奇来说，“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人生坐标，或许是“超常识”，是像空气一样自然的事情，而不需特别强调。在他看来，如何“建立自我”是主要的，“追求无我”是纯然从属性的。他直言不讳，“把社会责任当作公司最首要的目标是荒谬的，也是错误的。只有获胜的、杰出的公司才能够回报于社会。社会责任非常重要，但是首先要把公司办好。”
在“潜规则”通行的中国，韦尔奇像是在给他自己的管理团队交流，反复强调：
“诚实、正直并不是每天都要去宣传的一项价值观，而是一项与生俱来必须要做到的素质。如果没有诚实正直的话，就什么价值观都没有，没有办法进行竞争。”
有庞大的GE帝国为背景，韦尔奇从来不模棱两可。他内心清明着呢：因为GE的成功，建立起了他“强大的自我”，才有可能在耄耋之年，在遥远的中国依然这样受人推崇和拥戴。他喜欢这种感觉。
是的，只有获胜，杰出的公司才能回报社会；只有建立起强大的“自我”，才有可能追求“无我”。韦尔奇与李嘉诚两个“过来人”传递的福音，为浮躁的中国吹拂起一股清新的空气。
我们的商人，我们的商业公司，我们的商业社会，特别需要“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精神和文化，这是我们可以凭借穿越转型之长隧道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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