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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将军张惠长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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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将军张惠长，从1920起到1932年，曾是孙中山元帅府的侍从武官，后被孙中山赏识，派送美国学飞行，成为元帅府的首批飞行员。往后，跟随孙中山讨袁护法、平定内乱、保卫广州革命政权；在组建元帅府航空局中建设革命飞行队，创办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在团结御侮，捍卫领空，抗击日本侵略者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贡献，荣获中将军衔。他一直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积极执行孙中山“航空救国”的意旨。当他发现国民党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时，他挺身发出了“空军人员誓不参加内战”的全国通电；他动员广东的空军人员（近百人）脱离广东军政府的航空局，去支援坚持抗战的福建人民政府（反蒋抗日的一次短暂的国内抗日统一力量）。从此成为蒋介石入案“永不重用”的眼中钉。只幸他还有孙中山派系作“后台”，因而蒋介石未敢向他“开刀”，反让他当驻古巴公使，想“磨滑”他的“头角”。公使任期届满后无奈还让他当个中山县长的“芝麻官”。这时，日寇已入侵广东，他还有孙中山国共合作的意识，响应中共中山县委的号召，积极抗日，担任抗先队队长，亲赴前线，同中共的地方抗日力量并肩抗战。至今，中山人民对他仍很怀念。
这样一位人物，有不少传奇轶事，现举几件以飨读者，也以此感激怀念他的朋友。
一、离奇的一家
这位飞将军有过三个女人。只有首位女人给张家留了个骨肉。第二位是他的正室，凭她是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家政系学士，同上海买办陈廉伯有点关系，当飞将军参加北伐、胜利凯旋上海时，她神速地拥有了他。然而，飞将军与首位女人，早已订婚，也怀上了张家的骨肉，还是这位学士出了“高招”。她用金钱加上甜言蜜语，尤其“笃穿”首位女人是如何如何配他不上，甚至会拖累家人等等。首位女人只好就范，同意在原广州博济医院里把孩子生下来，保证不见孩子一面，由护士带走。这时，正室夫人刚刚跟飞将军结了婚。她只好请博济医院护养这名婴儿，起码过一年时间才领回来，作为自己的孩子。这名婴儿就是本文作者，有幸未随飞将军去台，能努力于孙中山未竟革命伟业，为民族、为国家尽点绵力。
以后，一系列离奇的事随之而来。这个婴儿却是个“七星仔”，个头很“歪”。正室夫人曾形容说：“像只猫仔，十分讨厌！”认为一个“官太”的身份是极之不愿带在身边，更没有赐予一点母爱，交给保姆了事。保姆也没有用心，婴儿得了麻疹，把眼睛也弄坏了。其时，远在中山家乡的祖母知道此惨况，担心这个唯一的骨肉的命运，孓然去上海，把婴儿带返中山来悉心抚养。事情可巧！这位正室夫人不久患上葡萄胎，整副生殖器官都割掉，不能再生育了。她曾想方设法弄回那个“七星仔”，可是老人家担心她不会好好侍养，总不肯放走，死死地护住这点骨肉，导致往后的20年里，她先后领养了一女两子，可惜都没有好结局！女的比“七星仔”大8岁，婷婷玉立；作为姐姐，是个“心肝儿”左随右伴。可是，这位千金却同当时官府的司机相好，经夫人多次劝阻，仍是“情比金坚”。最后，干脆离家逃婚了事。
不甘孤寂的夫人，抗战避难于澳门时，由于老人家始终不同意把“七星仔”交还给她，她只好从孤儿院里领养了一位混血儿。
这位“杂种仔”跟随到台湾后，品性恶劣，五淫俱全。一日，被两个舞女搀扶返家，要父亲给他30万元（台币）还赌款。从此张家正式通过法律与其脱离关系。但夫人还是体恤他，给了一些钱，让他买了部货车去搞运输。
早在解放前夕，夫人的弟弟在中山弄到个姘妇，还生了个男孩。这时夫人一眼就觉得这男孩很像自己，把他作为“己出”，成为她最小的儿子，一直用心抚养，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成家立业。1980年，飞将军在台逝世后，夫人一心去美国投靠这名小儿子。哪里知道，这名“儿子”在美国时早已同自己生母相认，把夫人敷衍了事，送到低级老人院。夫人哪能受得了如此际遇，只好返回台湾。以后还是幸得那位“七星仔”关怀，动员她返回祖国。在1985年，她已经愉快地在亲戚陪同下从台湾飞到香港，等候“七星仔”来带她回广州。可惜她是个老心脏病病号，因为一喜一怒，在当晚10时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了!“七星仔”只好把她骨灰带回祖国。到此，这个离奇的家，只剩下唯一的一个“七星仔”了！
他的第三个女人，是原来征得夫人同意，用公鸡娶回来的妾侍，言明只是侍奉在家乡的两位老人家，不能同飞将军同居。后来由于抗日战争，陪奉老人家上内地，与飞将军有过同居生活。夫人就认定是违反协定，把她逐出去，但两位老人家是不承认的，一样供她去上大学后来成了妇产科医生，现仍健在。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新家庭。
二、“小学鸡”当上飞将军
飞将军幼年是在家乡的外婆家（沙边村）读小学的，小学还未毕业。有一天，孙中山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朱卓文返家乡（西桠村）。他是飞将军的表叔，来到飞将军家里做客，见到飞将军长相英俊，体魄伟实，尤其是飞将军前额正中有一颗明显的黑痣，认为是个奇遇，是个不同凡响的长相，把他带返元帅府介绍给孙中山。从此，他有机会在广州继续读书。当时元帅府正着力筹建“革命飞行队”，让他在外语上多学习，以及其他基础课程。直到1915年，时值17岁，同杨仙逸一起先送到林森奉命在美国成立的中国国民党空军学校，后再转入美国纽约寇狄斯航空学校深造。1917年回国，致力于中国空军的建设，是早期航空事业的开拓者、建设者和领导者。
1918年，在广州的大元帅府正式成立了航空处，飞将军当了副处长。接着建立了“中山飞机队”。飞将军同杨仙逸各驾大小“鸭婆机”，炸毁了叛徒莫荣新的指挥所，莫逃离广州；在陆军未赶回参战情况下，收复了广州。这是当时空军的第一次立大功。孙中山认定“飞机将是未来战争决胜之武器”。
从1922年初起，孙中山组织第一次北伐，往后的七八年间，飞将军组建起元帅府的空军，在北伐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他曾说服了直系军阀孙传芳的一班飞行员，实行“打假波”，不积极阻击北伐军，让北伐军长驱直进。最后北伐军到上海时，飞将军还策反这些飞行员，接收了军阀的全部飞机和器材。他们以后在北伐和抗战中，都立了丰功伟绩。
飞将军一直受到孙中山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主张的教诲。直到1930年，由于他在北伐中屡立战功，又有过长途飞行的壮举，当时身任海、陆、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很妒忌广东空军的崛起，急待控制，就通过孙科，说服他担任了南京政府的航空署长。他对蒋介石叛离孙中山的种种行径有所警觉，坚持兼任广东航空处处长职务，从而让自己有更多时间留在广东。当时李济深、陈济棠一帮人已在蕴酿反蒋抗日。飞将军兼任广东航空处长是想把持住自己亲手建立的空军，有朝一日能为反蒋抗日效劳。
可惜，后来陈济棠存有自己当“南天王”的野心，飞将军眼见又是一场军阀内乱的局面，正好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在福建建立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飞将军在发出“空军不参加内战”的通电后，就动员广东空军近百人脱离陈济棠，到香港去声援福建人民政府。
后来，飞将军在同“七星仔”谈家常时，曾逗笑地发问：“你猜猜我当空军司令时，有多少架飞机？”当时以为猜到10架，是很保守了，原来只有4架！后来，经过一翻努力，到第一次北伐时，也不过是12架啊!
他又对“七星仔”讲了个趣事：他们去炸军阀的阵地时，是用双翼的飞机，那时没有专用的轰炸机，这种双翼机左右机翼只能各携两个50磅的炸弹。他认为远远不足用，他就在机身腹部开了个“井”形口，自己坐在用粗铁丝捆紧的竹凳仔上，手持炸弹往下投。那时是杨仙逸驾机，他作投弹手，嘴里不时地嚷着“左的、右的、高的、低的”。结果，还是投不准，但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有力地帮助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
三、长途飞行的内情
1928年，飞将军擎起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大旗，组织两架飞机分两路长途环飞神州。他偕同杨官宇、黄毓沛、杨标三人，驾“广州号”机经汉口、南京、北平、渖阳，转往天津、上海返回广州，全程5600公里。另一架“珠江号”，由他的副手陈庆云领队，沿华东海岸，经汕头、福州、宁波到上海，同“广州号”会合后，齐飞烟台、天津，后又飞往长沙、桂林一起返广州。当时是在没有陆空无线电通信，没有导航设备，单靠罗盘指示方向和目测校正航线而完成的，此举是中国航空事业的首创，曾一度掀起了全国的“航空救国”热。每到一个城市，都轰动了传媒，成千上万人集会欢迎。到渖阳张学良出面欢迎。在南京受到冯玉祥、孙科、吴铁城、古应芬等政府要人及各界代表近千人的欢迎。
飞将军为什么要冒这么一个险？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再任中山县长时，向“七星仔”回忆起这段经历，吐露了当时的心态，也可以说是组织长途飞行的内情。他说：“连续10多年，孙中山培育我成为中国的首批飞行员，为北伐效劳，取得显赫成绩，日益显示孙中山的‘航空救国’宗旨的正确。我也着了迷，在我亲自驾机去讨伐军阀和由我组织空军去粉碎各路军阀的战斗中，自己也觉得‘空军的确系重要致胜因素’，所以向自己许下心愿：一定要认真积极执行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意旨。当时自己也确有野心，认为：只要在这方面再下功夫，肯定能够飞黄腾达。可惜1925年，在我感到巅峰出现时，孙中山逝世了。”
飞将军又说：“蒋介石这时全力在应付各路军阀的割据，以及对付国民党内一帮反蒋势力的崛起，他对当时由全国各地地方势力控制的空军是举棋不定，对那一方都不表重视，同时处在受冷落状态。当时‘航空救国’的意旨在我脑海里是强烈地翻腾着；同时又受到美国飞行家林白在1927年完成了从纽约至巴黎33小时30分，航程5810公里的长途飞行的启发，如我能在中国搞个长途飞行，肯定会一鸣惊人，飞黄腾达的。那时，我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估量了自己和各位飞行员在10多年的北伐战斗中的成绩和大家的飞行资历，我认为是有把握的。我将这个想法同我的老乡、航空处副处长、飞行技能较高的陈庆云商量，他很赞同。马上，我同他先进行试飞，对飞机性能作了鉴定，又在各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才组织这次长途飞行的。”接着他沾沾自喜地回忆：“这次壮举是完全达到了我的心愿。我们两机共经过了10多个大城市，都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各路政要的接见和欢迎，我已是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蒋介石对广东空军另眼相看，通过孙科来动员我参加南京政府，当航空署署长，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名副其实的飞将军。”事与愿违啊！1933年在广东的陈济棠，要当“南天王”，组织反蒋军阀集团，眼见飞将军被蒋介石收买了，就另立黄光锐为他的空军司令，让飞将军充当有职无权的集团军高级顾问；蒋介石则日益暴露他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嘴脸，飞将军挺身通电反对内战；他得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在福建组建人民政府飞机队，飞将军即明确表态声援，后来飞机队是组成了。飞将军深知这一反蒋行动逃不了蒋介石的惩处。他也向“七星仔”透露过他当时的策略。他说：“做了这样一件反蒋的事，我如果一起去福建，只会连累全体空军战友。我在上海有夫人。夫人在上海同吴铁城、陈廉伯、林森有较深的交往，我又是太子派（孙科）的人，孙科当时也在上海。我到上海就有靠山，还希望通过这些人物向蒋介石求情，给我点出路。果然，总算能如愿地逃过惩处，在1935年，派我去古巴当公使。我知道其目的是让我去古巴享受一番，感受蒋给我的恩惠，以后服帖地为他效劳。”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那么大的度量，最后给这位飞将军贴上了“永不重用”的黑色标签，从而结束了飞将军的伟业。
四、开明、廉洁的县长
1937年，不再是飞将军的张惠长，任职古巴公使届满。这时中山县正缺县长一职，而中山又是“模范县”，国民党政府规定要由国民党的中央执委才能担当，所以张惠长就当上了这个县长。
因为他刚从国外回来，所以在县治上，首先广罗人才，尤其是工、商业方面的。改建了发电厂，发挥水网地带优势，发展河道运输。他对当时的石岐镇市政建设很重视，亲临街道整治卫生，把石岐的主要道路修建一新。当时地方财政收入是不错的，但他没有把钱花在修缮那些残旧的县府上面。他除了在工、商业上投放资金外，更多是用在办学上。他在石岐没有自己的住宅，也没有用公款去修官邸，而是租用华侨的房屋作私宅。而在家乡的田产、祖居都是他父亲一手所置的。他在两任中山县长期间从未置过任何的产业（包括房子、土地商铺、股份）；他在澳门那幢房子，也是他父亲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老板帮了个大忙，老板送给其父亲的。因当时没有办产权转移，1960年这位老板的孙辈们拿着屋契来要了回去。他在港澳也没有一点不动产，以致他到台湾后，因蒋介石入案“永不重用”，而要自己骑自行车去工作，他的夫人去当家庭教师以帮补生活。他确实是位“两袖清风”的清官。
1939年初，日寇已入侵华南，广东沿海日益受到威胁。他接受中共中山县委“联合抗日”的主张，自告奋勇组建和领导中山县守备队，吸收了一些曾于1932年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的第十九路军的军官充任中、小队长，他自任总队长。当时，中共中山县委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酝酿成立“中山抗日先锋队”，经县委与张惠长协商，由张惠长、孙康（中共县委书记）任正、副队长。在中山抗战期间，他们两人紧密合作，亲赴前线，粉碎了日寇的多次进攻。尤其横门一役，大大振奋中山人民的抗战热情和信心。直到今日，中山各界人士都认定他是位开明的官员，在石岐的中山纪念堂里，陈列了他的一些事迹。
五、错失五桂山所赐良机
1947年初，坚持反共的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一直以来不满意飞将军当县长时对中共五桂山区的宽容态度，还牵连起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国共合作之举，县长任期未满，就撤其官职。此后，飞将军隐居故里，以冀享度晚年。
其时，“七星仔”在广州读书，每逢暑假必返乡，常与村中小学时同学聚旧。同学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家乡早已建立中共党组织），他们策动“七星仔”每年暑期回乡办夜校。飞将军被说服带头捐款捐物。夜校从1947年到1949年，连续办了三个暑期。五桂山革命根据地曾三次在夜校里发送宣传解放战争形势的传单。有两次是专送给“七星仔”转交飞将军劝他“弃暗投明，投靠人民”的“劝谏书”。“七星仔”早已瞭解，飞将军是心照不宣地默许地下党在夜校的活动，所以能够两次把“劝谏书”送到飞将军面前。第一次（1948年），飞将军只是轻淡地说了：“你就用心搞好夜校班，别多管闲事。”第二次（1949年），大军南下所向披靡之际，飞将军见到“劝谏书”时，沉默不语良久。“七星仔”斗胆地冲口而出：“时到今日，爸爸，应有个决断啊!”他还是沉默，后来以疑虑的眼光望着“七星仔”，沉重地回应：“我不能再有一次错误呀。”对这句话，“七星仔”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仍悟不出真义。只有在“七星仔”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有关部门动员“七星仔”做飞将军工作，劝他“回来投靠人民”，再与飞将军间接接触多次后，才有以下判断：因为飞将军长期以来是位反蒋人物，最后，却沦为一大帮反蒋的失败者，灰心丧气了，自认是输家。虽然他明白“劝谏书”是给他一个好出路，但是宿命论却使他毫无勇气冲破自身牢狱，只有“见步行步”！最后，他是在中山解放前一天，在想留难留的心情下出境去了澳门。正如五桂山区的领导曾对“七星仔”说：“你的父亲是在我们的眼皮下放他出去的。我们当时还寄希望于他的。”飞将军错失了人民所赐予的大好良机了!
六、李济深出面劝回归
飞将军到了澳门，知道蒋介石决不允许他这帮反蒋人物去台。当时，“望有日反攻”的幻想仍充塞蒋的脑袋。后来，我们的统战工作不断取得成效，原国民党的头面人物纷纷回归。蒋介石害怕了，才多方设法搜罗这些人物，封官（虚职）许愿（极低酬劳），让他们去台湾。飞将军也在1960年前后去台，蒋介石保留他的“国大代表”身份，还给个什么“反共委员会”的虚衔。
1950年，李济深先生担任了我国首届政协副主席。他没有忘记曾派空军支持过福建人民政府的飞将军，刻意要劝谏他回国投靠人民政府。通过广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找到了留在广州参加了军管工作的“七星仔”，要他去对父亲进行“劝返”。当时，在市内设置了一套居室，以便接待海内外飞将军的亲友。从此，“七星仔”定期向有关人员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并商议下步做法。很快，根据有关线索，有关方面找到了飞将军那位隐瞒了身份留在广州的妾侍。因该妾侍出身贫农，又在张家资助下学了门妇产科技术，解放后留任于广州市儿童医院，担任保管毒剂的药剂师。本想通过她去做工作，无奈她拒绝了，她不愿再同张家有任何联系，更不愿勾起过往的悲苦遭遇。但她还是提供了留在广州和海外一些亲朋戚友的情况（那时“七星仔”同家人、亲属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使“劝返”工作多些渠道。
“七星仔”在1949年广州解放后不到一周，经地下学联的动员，被广州市军管会派去芳村区执行接管工作。
飞将军在离开前，曾把田产、家当分散到一些亲戚朋友名下。1949年底，驻飞将军家乡的军管代表，请“七星仔”返乡，做亲友的工作。这段时间，在家乡开过多次群众大会，在大会上“七星仔”公开宣布“同飞将军脱离父子关系”。“七星仔”经过对亲友串门拜访，成功地把所分散的田地（2000多亩）和各种家当全部收回来。所有这些动作，第二天，就有亲属去澳门向飞将军告状（当时未封关）。所以，当有关人员动员“七星仔”做“劝返”工作时，“七星仔”曾表示难办和信心不足。鉴于此，有关人员同“七星仔”议定了工作的原则：既然自己出面会碰钉，只能通过在海内外亲友去劝谏。从1950年直到1966年底，10多年间工作从不间断，走访拜会过当时仍留在广州的飞将军旧部（如丁纪徐、刘锦涛、卢传铭、敖仑等），他们都欣然乐助。“七星仔”也不断写信请在海外的亲友转呈飞将军。可是，这10多年里，飞将军仍对“七星仔”在家乡所做过的叛逆行为怀恨很深。每次亲友送上的信，他不拆看，随手丢掉。亲友耐心劝谏，他不作声、不表态，但没有怒骂。我们很关注这种心态。有关人员也鼓励说：“要耐心，继续做工作。”可是，“文化大革命”一闹，这项工作被迫停下来。
整整又过了10年，粉碎了“四人帮”，全国拨乱反正。这以后，改由省、市对台办出面同“七星仔”联系，着令他恢复“劝返”工作。就在振兴中华、春回大地的大好形势下，飞将军的态度变了，开始拆看呈上的信件，耐心倾听别人的劝谏，主动打听“七星仔”的情况，还恳求亲友帮忙说：“道生已为人父，成家立业，管不了他，他已认定自己的路子。帮我把他的儿子弄到美国去，好吗？（我们婉言谢却了）直到1988年，“七星仔”去美国时，亲友也曾要他留下来。1989年冬，“七星仔”接到从亲友转来的飞将军口信，还捎来一幅相片（是飞将军同旧部10多人的合影）。口信内容是：“这是你在台的世叔伯，都是空军的同事。我知道在广州也有不少这样的世叔伯们，找个机会，请他们一起拍将合照来，我很想念他们。”还寄语“我明年会到东南亚一游”。“七星仔”带着这些口信和图片，向省、市对台办汇报，他们认为飞将军回心转意了。“东南亚一游”实质是来香港，有想返回大陆的某些迹象。省、市有关方面很关注这一情况，通知中山做好接待准备，中山方面在一些乡镇开了座谈会，征询大家对飞将军的看法。据说各方都表示欢迎，都认为这位县太爷做的好事多过坏事。
事与愿违！1980年7月初，飞将军在宴请旧部和挚友时，向医生求诉，允许他同大家喝点酒。这位医生是长期看护飞将军的，理解他的心事，又认为他的心血管问题已稳定多时，就嘱他少喝一点无妨。可是，飞将军因为这口酒竟遗憾终生!送院抢救，无济于事。飞将军仅差一步未能如愿返回祖国。（来源: 广州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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