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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那天，我采访了陈长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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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沈沂
我就等着“抓人”采访了
1949年1月15日下午，天津城外的公路上，走着3支队伍，一支是兴高采烈的进城干部，向城里走；一支是垂头丧气的国民党俘虏，向城外走；还有一支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
队伍，他们推着小车、挑着担子、扛着竹筐，为解放军送粮食……这是李夫最初看到的景象。
“在前线传来的隆隆炮火声中，我们这些集结在河北省胜芳的3000名进城干部，就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和两位同事干脆连车都不等了，就徒步走进天津。”李夫进天津，是到刚组建的《天津日报》通讯部采访科市政组报到，在他的挎包里除了三天的大饼，还有一个带有地图的小册子———天津市国民党党政军机关，重要的交通、电力、电信、自来水、新闻广播系统，重要工商学单位(包括建制系统、部门负责人姓名、地址、电话)应有尽有，以备采访“抓人”之用。
在石家大院我采访了他
李夫怎么也没有想到，第一次“撞”到的采访对象居然就是国民党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捷。
“当时，天微微擦黑，走到杨柳青了，我和闻远、李力同志找了一个门洞啃大饼。”说“啃”一点也不为过，装在挎包里的大饼冷硬如铁，没有水，更没有咸菜，李夫却说，他们的条件要比战士们好多了。
突然跑过来一个小战士，问，知不知道记者在哪里。“我就是记者。”李夫立即应声。“司令部说，陈长捷被俘了，问你们要不要采访？”小战士忙不迭地说。李夫大喜过望，他万万没有想到，能在杨柳青“遭遇”陈长捷。闲话少说，李夫和文远立即随小战士上路了。
那时的杨柳青远没有现在的区域大，它仅仅是一个稍大一些的村子，李夫触目所及的竟然都是国民党俘虏。“很多的伤兵，吊着胳膊拄着拐的，包着脑袋折了手的，一个比一个狼狈。”除了士兵和军官，在俘虏队伍中，还有不少女人，都是军官家属，“她们穿着翻毛大衣、高跟鞋，居然还左一个包袱右一个箱子地扛着抱着，真有点舍命不舍财的架势。”
俘虏们挤满了杨柳青所有的街道，去采访陈长捷必须穿过人挤人的俘虏队伍，李夫不知道自己挤了多久才冲出重围，当他抵达陈长捷关押地———石家大院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和陈长捷聊了大半夜
跨过3道门，李夫终于被领到一个院落中的北屋，挑开里间屋的蓝土布门帘，李夫看到了很有礼貌站起来的陈长捷。
“屋子的左侧是土炕，右侧摆着一个八仙桌，两把椅子，陈长捷就坐在靠里的一把椅子上。”此时的陈长捷虽然已是阶下囚，却依然很有将军的派头，一身黄呢子军装把这个略显矮胖的秃顶中年军人衬托得颇有气势。
八仙桌上燃着两支白蜡，李夫把“四野”的狗皮帽子摘下来，把它扣在桌子上。“我坐在陈长捷对面，掏出自己装订的小采访本，问他‘你是什么时候被俘的’，陈长捷不说话，只是看着我。”李夫又问了一遍，陈长捷缓缓地说：“先生是军中新闻界的吧？”
李夫愣了，因为没有人告诉过陈长捷他是记者，而且他穿的也是解放军军装。李夫没有回答，岔开话题继续问：“讲讲你被俘的经过吧。”对陈长捷的采访开始了……
“陈长捷讲得很仔细，他对所有的问题回答得都十分详尽，他没有想到我军如此神速，也没有想到固若金汤的城防仅仅支撑了一天时间便宣告瓦解，他更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俘虏。”李夫没有手表，他不知道和陈长捷到底聊了几个小时，他只能按天色推算，“结束采访，已经是后半夜了。”
手脚打断的旗手用头顶着红旗
1月16日，采访完陈长捷的李夫没有休息，继续上路了。“沿途能见到很多老百姓，他们穿着破棉袄，蹲在地上，缩着脖子冲我们鼓掌，他们都是流离失所的人呀！”
国民党埋下的地雷还没有被扫清，很多老百姓竟主动在他们认为有地雷的地方撒上白灰，他们告诉李夫，“同志呀！有白灰的地方千万不要走呀，先进来喝口水再走吧！”李夫看到了太多被毁的村庄，“国民党为了扫清射界，摧毁的民房不计其数。”
1月下旬，李夫又走访了天津市周边的很多村庄，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个1300多户的大村庄(万新庄)，原有2960多间红砖房，现在留在我面前的，只是一片红色的废墟。”“80多岁的张超思老汉，在房子被烧后，就被赶到市区来，三四天没有吃饭，干巴巴地晕了过去。”
李夫曾问过陈长捷：“你下令火烧村庄，给群众带来深重灾难，那是你的罪恶！”“是是是，我有罪，我有罪！”陈长捷告诉李夫，他在下命令的时候，只是让士兵扫清射界，但士兵在执行任务时烧毁了民房，不是他的初衷，但“我是有责任的”。
不管陈长捷的回答是真实想法还是推卸责任，天津城外方圆百里无人烟的局面已经造成了。“经过激战之后，所有的地方都如同刚刚历经了一场大地震，断壁残垣、尸横遍野、满目萧索。”李夫重重叹了口气。
李夫走到西营门监狱，监狱南面二三百米处41、42号碉堡之间的地方是一个被500门大炮轰出来的豁口，一位38军的红旗手就牺牲在这里。战场上，红旗先行，而旗手不可避免地成为敌军首要的射击目标。“他的腿被打断了，跪在那里，人倒红旗不倒；胳膊又被打折了，他便用头顶着……”李夫哽咽了，记者看到泪水从老人的脸上慢慢滑落。
李夫至今记得那位第一个将红旗插上天津城垣上的战士，他就是38军113师337团尖刀3连的红旗手王玉龙烈士。红旗手牺牲了，第二个红旗手又补上来。战争结束后，红旗几乎成了布条，有人数了数，那上面，有120个枪眼。
一路上，没有打扫的战场上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没有胳膊、没有大腿、甚至没有了头。一个阵地用铁丝网分开，网外边是解放军士兵的尸体，网里边是国民党士兵的尸体。天津城里，所有的商店店门紧闭，门口以麻袋堵门垒起一人多高。
最后，李夫动情地说：“现在天津的繁荣，是用鲜血换来的，我们是在苦难的基础上建设起现在的城市。有的年轻人看不起中国的历史，但看不起历史就是不懂得过去，不懂得过去就是不懂得今天，不懂得今天也就认识不了未来！” （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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