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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全球第一夫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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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中，“第一夫人”（firstlady）这个词是美国人造出来用于称呼玛萨·华盛顿这位开国总统的夫人的。如今，第一夫人这个词则被广泛用于非正式地称呼世界各地领导人的妻子。当代著名女权主义者杰曼·格雷尔曾写道：“第一夫人就是站在西装革履的领导人身边穿着裙装足蹬高跟鞋唇上抹着口红的那类人。”不过，这一描述根本无法概括全世界各种类型的第一夫人———她们对社会潮流和时尚风气的引导，她们的权力和欲望，她们甚至超过丈夫的能力和作为，或者她们“高处不胜寒”的痛苦和悲酸……
她们走在时尚前沿：从历史上来看，对美国社会风潮，尤其是女性穿着、举止、行为方面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的第一夫人们。她们为美国的时尚界作出了不少贡献。
在历史学家卡尔·安东尼眼里，美国第30位总统柯立芝（1923～1929）的夫人格雷斯是“美国女性运动装的第一代言人”。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妇女体育运动的热潮，而格雷斯·柯立芝正代表了这股新的运动精神。她热爱徒步旅行和游泳，媒体的照片曾记录下她在家庭度假地全身登山装备的照片。她的运动着装风格备受法国时尚界推崇。巴黎服装界还特意授予格雷斯一个金盒以表赞赏。
提到在着装方面的受关注程度，几乎少有第一夫人能与弗朗西丝·福尔松相比。美国第22任和第24任总统克利夫兰（1885～1889，1893～1897）是美国历届总统中惟一一名在白宫中恋爱和结婚的总统。1886年6月，克利夫兰把比自己整整小36岁的弗朗西丝迎娶进白宫。而当时只有22岁的弗朗西丝也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第一夫人。
弗朗西丝的到来引发了一股对于时装的狂热。由于新闻界对第一夫人不遗余力的吹捧，当时许多美国妇女开始纷纷效仿弗朗西丝的超短发型。历史学家安东尼说：“人们总是说杰奎琳是美国王妃，其实弗朗西丝才是。”
于是，弗朗西丝的美丽面庞一夜之间遍地开花，从肝病药丸到女性内衣，她的肖像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商品包装上。
弗朗西丝喜欢穿露肩的衣服，这一爱好激起了一个保守组织的愤怒，该组织致书弗朗西丝，要求她穿得保守些。
再继续向上追溯，19世纪初，第四位总统詹姆斯·麦迪逊（1809～1817）的妻子多莉·麦迪逊进入人们的视野。多莉经常到欧洲旅行，渐具欧洲的古典资本主义品位，回到美国后，她以身作则让欧洲妇女爱用的头巾成为美国妇女的新宠。
她们在权力背后操纵权力：“第一夫人们是不用负责任的。她们无法被弹劾，别人也无法把她们从现有职位上赶走，除非她们的丈夫被剥夺了权力。但是，即便丈夫失去了权力，第一夫人们也可以重新杀回。”———历史学家卡尔·安东尼这样评论第一夫人们。
第一夫人的权力并不是仅仅依托在丈夫身上。离开白宫后，希拉里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成为纽约州参议员，从此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去年初，当时的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的妻子埃纳进入马德里议会。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级领导人的阿斯纳尔在听到别人把妻子跟希拉里相提并论时感到无限荣光，也把妻子称作“小希拉里”。
而现任阿根廷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则被称为“倒走的希拉里”，因为她在成为第一夫人前就是参议员。媒体分析家布拉杰评论说：“跟她的丈夫相比，她的演讲才能更棒，更富有魅力，影响力更强。很多人都说他们更愿意选她而不是她丈夫。”
这些第一夫人的行径不禁让人想起英国第一位女议员南希·亚斯特那句自嘲的话：“我屈尊下嫁了。所有女人都是如此。”然而，即便她们心里果真这么想，也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否则就会被看作是麦克白夫人——为了自己的邪恶目的罪恶地操纵自己内心虚弱的丈夫。
显然，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希拉里的。而谢丽，常常被认为对布莱尔施加了过于强大的影响。布莱尔的传记作家约翰·伦托尔说，每当布莱尔跟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发生冲撞时，“谢丽就比碍于情面、不好发作的布莱尔更加具有挑衅性。”政论作家马修·帕里斯证实了谢丽是多么强势。他记得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晚宴上跟谢丽见过面。“她带来了非常友好、彬彬有礼的丈夫———一名崭露头角的普通工党议员。当时究竟谁占着上风，简直毫无疑问。”
再看看墨西哥的状况：这个给予了世界“大男子气概”这一概念的国家如今却给人这样一种印象：190多厘米高的大个子总统福克斯被小巧玲珑的妻子玛尔塔·萨哈贡所操纵。萨哈贡的强硬作风为她赢得了“老板”这个绰号。2004年51岁的萨哈贡经过商，在嫁给福克斯总统之前是他的新闻发言人。在德国，曾有布告牌画着这样的画面：德国第一夫人多丽斯就施罗德总理在儿童福利政策方面的失败对他进行耳提面命。
当然，如果第一夫人们希望在自己的出生国之外的国度建功立业，她们有另外的参照对象。比如叙利亚第一夫人阿斯玛。她在英国长大，2001年嫁给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前曾长期在德意志银行和摩根大通银行工作。嫁给巴沙尔对阿斯玛来说意味着不同寻常的转变。女王学院是所思想开明的学院，以对那些观念非常现代的女生宽容而著称。阿斯玛所受的大学教育跟叙利亚这个在巴沙尔父亲哈菲兹时期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可谓天差地别。她一直没有抛弃在伦敦求学时所获得的自由主义观念。据说，是她鼓励自己的丈夫巴沙尔在上台后释放政治犯，而巴沙尔也照做了。
她们也有悲酸：“我的日常生活现实是：我手里同时抛着好多个球———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首相出访国内外的陪同、一名律师、一名慈善工作者。有时，一些球难免会掉下来。”2002年，英国首相夫人谢丽陷入买房丑闻时对公众表白心迹。
第一夫人可以影响政治，那么政治对第一夫人的影响又如何呢？1995年，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差点被暗杀。如果巴斯克分裂主义者的阴谋得逞，那么埃纳也将加入杰奎琳·肯尼迪、索尼娅·甘地、莉斯贝特·帕尔梅（瑞典前首相帕尔梅夫人）和利娅·拉宾（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夫人）之列成为“第一遗孀”。
而德国第一夫人多丽斯则不得不面对另一种艰难：生活上的清苦。
1997年，因结婚四次被称作“奥迪总理”的施罗德娶回了第四任妻子多丽斯。由于昂贵的离婚费用，也由于德国对政客和其特权的严格限制，德国第一家庭跟其他国家的第一家庭相比寒酸得可怜。施罗德一家出外旅行只能乘坐火车的二等车厢，仅有的一部私家车还是一部开了多年的大众老爷车。德国第一夫人不得不自己上街购物、自己做饭、自己给丈夫洗熨衬衫。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妻子柳德米拉智商并不低，但是普京很少征求她的意见。柳德米拉说：“他有两条金科玉律。”第一条是“女人必须在家包揽所有家务”。第二条是“不应当夸奖一个女人，否则会惯坏她”。这位俄罗斯总统显然很难取悦。柳德米拉曾经跟一位朋友吐露心声：“对饭菜稍不如意，他就一口不吃。他从来没夸过我做的菜好吃，让我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不过，普京还是有让柳德米拉庆幸的好处的：“至少他不打我。”像柳德米拉一样甘居幕后的还有劳拉。曾当过图书管理员的劳拉自愿抹去光辉、不再发光，跟前任第一夫人希拉里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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