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华侨领袖、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陈嘉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生于1874年10月21日。1890年当他17岁时就南渡到新加坡。在父亲陈杞柏经营的米店学习经商。不幸在1904年家道中落，重振家业的担子就落在他的肩上，他筹足资本，开始创设黄梨(菠萝)厂，开拓橡胶种植业，发展橡胶工业和海运业。由于他的奋斗努力创业，在1925年，他的资产已达1200万元，所雇员工达一万人以上，成为早期东南亚社会的工商业先驱。 

    陈嘉庚奋斗建业的同时，积极推动提倡教育工作，为培养教育下一代，大力兴办学校，振兴教授。在新加坡，他从1907年至1947年的40年内先后创办道南、爱同、崇福、崇本等小学，华侨中学，南洋师范及南侨女中。在中国，从1913年至1920年，前后在他的家乡集美创办了一群学校和学院，统称为集美学校。1921年成立著名的厦门大学，并单独创办与维持厦门大学达16年之久. 

    虽然，陈嘉庚企业在1930年结束了，但是陈嘉庚"倾家兴学"的美誉永存，为后人树立了学习榜样。  

    在振兴教育之余，陈嘉庚先生也以社会改革为己任，多方改革华族社会的组织与陋习，并提倡慈善事业不遗余力。抗日战争爆发，陈老先生四方奔走，团结广大南洋华侨，筹赈救亡，到处募捐，支援抗战，为振兴中华民族作出卓越的贡献。  

    1961年8月21日，陈嘉庚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弥留时他仍殷切盼望台湾回归祖国，并嘱咐“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遗产三百万元人民币全部献给国家。国家给予其国葬的哀荣，灵枢运回集美，安葬于“鳌园”。  

    1961年9月10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界，举行有万人参加的追悼陈嘉庚大会。灵堂中陈嘉庚巨幅遗像上的横匾写有“万世流芳”四个大字，两旁悬挂一对挽联。右联是“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左联是“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一个人能获得海内外炎黄子孙如此的敬重，实属古今罕见。 

    陈嘉庚纪念胜地坐落于陈嘉庚的故乡集美，创建于1961年，占地面积200公顷。它由陈嘉庚生平事迹陈列馆、陈嘉庚故居、归来园、归来堂和嘉庚公园几部分组成。 

    陈嘉庚生平事迹陈列馆共3层3室，分“经商南洋，情深乡国”、“倾资兴学，百折不挠”、“赤诚爱国，鞠躬尽瘁”3部分，再现了陈嘉庚先生光辉璀璨的一生。故居建于1918年，是他在集美生活、工作的主要场所，室内遗物朴实无华。作为一个富商华侨，将300万元全部献给国家，生活却如此俭朴，实在令人感叹。归来堂建于1962年，是根据周恩来指示，以实现嘉庚先生遗愿而建造的。高2.3米、重1吨的陈嘉庚先生铜像竖立在归来园正中，是1983年庆祝他创办集美学校70周年时建造的。铜像高大雄伟，庄严凝重。嘉庚公园由集美解放纪念碑和陈嘉庚陵墓两部分组成。1993年又新增加倾资办学牌坊和象征教师精神的铜铸蜡烛。 

    纪念胜地内精美的石雕形象地再现了历史上一个个光辉的镜头，并取现代化工业、农业、教育、科技、卫生、民族、国防、体育及动植物等题材帛成清一色的青石浮雕，使这里成为气势恢弘的雕塑博物馆。此外，还有古体诗词和书法艺术的碑林，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知名人士、书法家留下墨宝。 

    集美，到处都有陈嘉庚先生留下的遗迹；到处都有受人瞻仰、令人崇敬的陈嘉庚纪念胜地。陈嘉庚的名字始终与中国近现代华侨史、教育史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新加坡创业——1890年，在17岁的陈嘉庚第一次出洋来到新加坡，在父亲的米店协助族叔管帐兼当书记，直到1892年族叔回国后，他便接任顺安号米店经理，并主持财务工作。能干的陈嘉庚常受到父亲的夸赞。  

    1903年顺安号米店倒闭后，陈嘉庚便自立门户，在三巴旺建立"新利川"黄梨罐头厂。1904年，他买下柔佛"日新"黄梨厂一名已故大股东家属名下的全部股份，又在"新利川"附近买下大片空芭地，建成当地最大的黄梨种植园"福山园"。后来福山园被用来种植树胶，为日后陈嘉庚在南洋的工商企业王国扎下牢固的根基，并使他在20年代获得了"马来亚的亨利福特"之美誉。 

    此后，他的财产日益增加，1904年6月间，他在顺安号原址创立"谦益"号米行，并在10年后发展成为他的商业中心。那时，已乔迁至利韦韦里路1号二层商业楼里的谦益号有180名职员，分掌他企业王国辖下的白米，树胶，黄梨，航运和工业制造等业务的财务与营销活动。  

    1905年，陈嘉庚在梧槽河口创立了第三间黄梨厂，取名"日春"，利用周围各地生产的新鲜黄梨，加工制造。拥有了三家黄梨厂，再加上他刊登了自产黄梨产品的广告，他的生意大有斩获。不料这年冬季，黄梨罐头行情下跌，销路大减，他只能惨淡经营。这一挫折使陈嘉庚有了新的想法，认为单*黄梨罐头制造发家是不行的，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必须善于抓住市场的脉搏，向多方面经营，才能开拓新的局面。  

    1906年，他转向树胶种植业发展，这使他的经济开始腾飞。早期的树胶种植业被视为欧洲人的行业，少有华人参与。陈嘉庚向马六甲的陈齐贤询问了有关胶籽的情形后，买籽撒播于福山园。后来，这些胶籽成为他日后发家的基础，使他成为了胶业巨子，华社领袖。  

    以后，陈嘉庚便在柔佛的笨珍港和老谢港开辟两个树胶园，此时正值胶价大涨，同时，米店与黄梨罐头的生意也为他带来大笔财富。至1910年，陈嘉庚在商业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已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之后，他继续兴办罐头食品厂和米磨坊，开拓海外市场，取得巨大成功。  

    20世纪初，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兴起，南洋各地的华侨积极响应，在新加坡开始有兴中会的活动。陈嘉庚当时对大清王朝早已失去信心，目睹了西方列强的猖獗与清廷的腐败无能，他更认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革命书报的影响下，他开始向往孙中山的革命事迹。  

    1909年的一个晚上，陈嘉庚通过友人的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并参加了同盟会会员在晚晴园的秘密聚会。第二年，他便正式加入同盟会，剪掉辫子，与清廷断绝关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11月8日福州光复的消息传到新加坡，福建华侨均兴奋万分，拥到直落亚逸路天福宫福建会馆，商议筹款救济和支援福建革命政府。大会一致同意展开"保安捐"，推举年方37岁的陈嘉庚为保安捐主席。当他证实福建全省已光复时，便立即汇去银元2万。此后，陈嘉庚落力发动华侨踊跃捐款，先后汇回20余万元。同年，孙中山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嘉庚立即汇去5万元以示支持。从加入同盟会到支持辛亥革命，体现了陈嘉庚爱国的政治热情。  

    倾资办学——陈嘉庚久居新加坡，对当地的教育问题特别重视。他在新加坡的兴学，始自1907年联合闽帮侨领创办道南学校。从1911年开始，他先后领导华侨创办5所华校，资助2间英文学府。除了道南学校，1912年创办的爱同学校，1915年创办的崇福女校，1918年创办的南洋女校，陈嘉庚都是创办人之一。他于1918年发动创办新加坡第一间华文中学，即南洋华侨中学(华中)，并担任多届校董会主席。  

    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陈嘉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办学上，像这样长时间，大规模，倾全力兴办教育事业，在整个华人教育史上，可说是前无古人的。  

    陈嘉庚对于推动福建省的教育发展，更是不遗余力，他认为把家乡教育办好是促进国家强盛的第一步。1913年，他决定在集美兴办一所小学，其后又和胞弟陈敬贤陆续在集美和厦门开办中学，高级学府，师范和职专等。1927年春，集美将原有各部独立为校，统称"集美学校"。  

    1919年7月，陈嘉庚发起兴办厦门大学的热潮，并将自己所有的资产，报国商业楼宇，栈房，地产及树胶园转让至集美学校名下，而这些资产的盈利全拨为厦大和集美二校的经费。他当场认捐100万元作为厦大的创办费，还承诺另外300万元的常年经费。当时，厦大是中国唯一独资兴办的大学，又是全国院系最多的五所大学之一。创办厦大使陈嘉庚名扬整个中国和南洋，巩固了他作为新加坡华社领袖的地位，也提高了他作为社会领导的声望。  

    除了长期支持厦大集美二校外，陈嘉庚还慷慨资助中国及新加坡的许多学校。其"倾资兴学"的精神和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受到后人的肯定与景仰。  

    抗暴反侵略——1928年5月3日，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在向北京挺进时，在山东济南遭到日军的野蛮干涉，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也被日军拷打至死。这一血腥的"济南惨案"激起新马华侨的爱国民族主义精神。陈嘉庚领导了"山东筹赈会"，抵制日货，周济蒙难军民。11日，怡和轩发出一张通告传单，提出在中华总商会召开一次大会，商讨赈济山东难民的问题。有千余人出席了大会，陈嘉庚担任大会主席，发动讨论如何让"死者可葬，伤者可医，散者可聚"。大会还选出了以陈嘉庚为首的跨帮性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山东惨祸筹赈会"。这一项募捐运动不久席卷了新马两地的华人社会，形成了一项跨帮跨派，深入民间的政治性群众运动，促进了华社民族主义思想的蔓延与深入。  

    陈嘉庚当时从维护国家统一的愿望出发，坚决支持南京政府。他不但积极开展反日宣传，抵制日货，而且还向华侨筹募巨款，汇往上海支持抗战。  

    1937年的"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国八年抗战的序幕。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加坡华人情绪高涨，各界人士纷纷起来组织各类筹款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由陈嘉庚担任主席，直到二战前夕。在1937年到1942年间，东南亚华人为各项用途而汇回中国的款额超过55亿国币。  

    其后成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也由陈嘉庚担任主席职务，在东南亚各地组织筹赈，一年一度为中国集送棉被，冬衣，药品，卡车和汽车等。像南侨总会如此大规模的组织，在南洋华侨史上还是第一次。  

    抗战期间，陈嘉庚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救亡活动。他协助武汉合唱团，新中国剧团，中国歌舞剧艺社等抗日文化团体到马来亚各地演唱募捐，他还发动华侨司机与机械维修工人回国服务。他也以建会馆名义，募捐并组织营救华侨罢工工人和因反日示威而被当地政府拘捕的爱国华侨。  

    由于陈嘉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卓越贡献，在日军侵占新加坡后，他不得不避难东爪哇，从1943年起居住于东爪哇的山城玛琅并开始撰写回忆录，直至1945年日军撤离后，他才重返新加坡。1946年的《南侨回忆录》即是介绍华侨在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中所作的努力，抒发海外华侨的爱国情操。  

    东南亚华人领袖——1929年，东南亚华人领袖——陈嘉庚被选为福建会馆主席，并一再蝉联直至1950年他定居中国为止。在他的带领下，福建会馆逐渐成为一个势力庞大，凝聚力强的华社团体。  

    新加坡怡和轩是陈嘉庚最为倚重的新式社团。怡和轩在1928年以前已是人所共知的东南亚中国民族主义中枢，陈嘉庚秉承此项传统，以怡和轩为基地，指挥1928至1941年间的救国赈灾运动。为使怡和轩成为一个超帮派的组织，陈嘉庚不断劝请他帮领袖入会，也有意识地把新马华侨中的优秀人物聚拢在自己身边，形成一个稳固的社会团体。  

    1915年至1941年间，陈嘉庚亲自领导了五次规模巨大的募捐活动，分别有1917年中华总商会成立的天津水灾筹赈会，1918年同济医院成立的广东水灾筹赈会，1924年粤剧社海天俱乐部发起的周济闽广二省灾民的筹赈运动，1925年海天俱乐部发起的"新加坡婴儿保育会"，以及1934年中华总商会与福建会馆共同发起的河水山募捐赈灾活动。陈嘉庚毫不吝惜地把钱财投入教育，慈善事业与救亡工作，这种豪情义举，有助于他建立社会领导地位。  

    陈嘉庚在华社的领袖地位，也得到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肯定。1916年，他为了要成为一名注册船主，向英政府申请归化为英籍民，马上得到批准，这是当局确认其社会地位的显示。1918年，他被赐封为太平局绅，这是英国人对他进一步的确认。1923年，他又受委为华人参事局委员，这表示英国人承认其社会经济地位。1924年日军入侵新加坡前夕，他受海峡殖民地政府汤姆士总督邀请，动员全体新加坡华族人民参加抗日民防工作，显示了他在华社难以匹敌的领导地位。在中国政府方面，他先后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侨务委员会名誉顾问，侨务委员会委员，及授予二等勋章。国民参政会还委任他为海外参政员。  

    陈嘉庚精神传承——陈嘉庚去世后，在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都耸立起他的铜像，华侨大学也修建了陈嘉庚纪念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大礼堂命名为"嘉庚堂"，福建会馆与南洋华侨中学也塑建起他的铜像。  

    陈嘉庚一生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历史阶段，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活动诸方面的大成，形成了一系列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统称为"嘉庚精神"。  

    嘉庚精神的基本涵义是丰富多元的，既含有他所服膺向往的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疾恶好善，爱国爱乡诸点，也包括他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艰苦创业，倾资兴学，刚直无私，勤勉俭约等。 

    陈嘉庚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他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他终其一生，全力支援祖国的革命，抗战，复兴的活动。因此，爱国主义是嘉庚精神的本质特征。  

    陈嘉庚的倾资兴学，培育人才的可贵精神，最为世人所称道。他对教育事业的追求,热诚刚毅，百折不挠。他倾资兴学数十年的沦桑历程，集中体现了他的无私奉献，一生为社会服务的牺牲精神，这是嘉庚精神的重要体现。  

    1990年3月31日，中国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在1964年11月9日新发现的第2963号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象征着嘉庚精神像"陈嘉庚星"一样，永远在太空遨游，与日月同辉，与宇宙共存。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嘉庚精神进一步在国际上发扬光大。1992年在香港成立的"陈嘉庚国际学会"，其宗旨为："弘扬嘉庚精神，凝聚各界精英，服务社会，造福人群"。  

    1993年4月，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兴建了一座以陈嘉庚名字命名的"陈嘉庚(化学)大楼"。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幢以华人名字命名的教学大楼，是嘉庚精神走向世界的新的里程碑。 

    重要评价——毛泽东赞誉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我国著名科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致词说：“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建设人才的光辉业绩是举国公认的。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伟人。作为实业家、教育家、改革家、社会活动家的陈嘉庚先生，受到人们的赞誉是理所当然的，得到‘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土黄炎培先生早年也说过：“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钱、黄两位先生对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爱乡精神和倾资兴学壮举都一致给予高度赞扬，说得十分中肯。  

    厦门大学早年校友、我国著名科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曾说：“一个人在海外取得事业的成功本来就不容易，成功之后把一切成果献给国家，献给家乡，献给下一代的教育事业，这是何等的博大胸怀和献身精神!”  

    原福建省委书记、后任中央扶贫基金会会长项南说：“尽管陈嘉庚离开我们已三十多年，但他的影响仍深深地留在我国和南洋各族人民心中。”因为“陈嘉庚一生对中华民族和南洋各族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是跨越国界和跨越世纪的。”“一生勤奋的陈嘉庚，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还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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