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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场——邓小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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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日本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为了全民族的利益，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按照双方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邓小平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不久调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
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纵贯晋冀豫三省边界，山高势险，易守难攻，在华北素为兵家必争之地。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后，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很快就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报据地。接着，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下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建立了太岳和冀鲁豫抗日报据地。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日阵营内部情况出现了变化，国民党内一部分顽固派在敌后不断制造磨擦，袭击八路军的驻地，杀害八路军的干部，使八路军处于两面受攻的艰险境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九四零年三月，刘、邓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奋起反击，经过四天战斗，全歼朱怀冰部和其他游杂武装一万余人。这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使八路军有可能在敌后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军和建设抗日根据地。
同年八月起，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所部三十八个团（未包括地方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五百二十九次，给了日、伪军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一九四一年以后，华北敌后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这时，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敌后，在华北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施三光政策、囚笼政策，到处设立据点。连续不断的“扫荡”，加上连年灾荒，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一九四二年九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他于—九四三年十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文章和讲话，显示了他作为战略家统揽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领导能力。他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制定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有远见的方针。
他在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动员会上作报告，对党的领袖毛泽东作了高度的评价，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指出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曾短期回延安三次：一九三八年九月，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一九三九年七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同卓琳结婚，一九四五年六月，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邓小平同刘伯承亲密合作，前后共事达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刘邓不可分”被人传为佳话。邓小平这样说过：“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与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里是非常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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