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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国清同志在武鸣关爱群众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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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韦国清同志离开人世已经14年了。但是,他那种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模范事迹,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武鸣人民心中。
同干部群众一起吃苦
1961年春夏间,韦国清同志带着自治区党委的一个工作组,到武鸣县腾翔公社(后改称大队)伏梁屯蹲点调查研究,吃住都在房东家。那时,由于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尚未过去,干部群众的生活都很艰苦,很少能吃到鱼肉。工作组也只能跟东家一样,常常以野菜、芋头做菜。县里的领导觉得很过意不去,就让工作组管理伙食的同志到农民家里买来几斤鸡蛋,每餐给韦国清同志炒一个。吃饭的时候,他发现别的同志没有蛋吃,就问管理伙食的同志。这位同志回答说,我们只买到很少的鸡蛋,每餐只能给领导同志炒一个。他听了以后说:“这样不行,有多少就统统炒来一起吃嘛,怎么能只给我一个人吃呢?”为了给韦国清同志和工作组补充些营养,县领导特批了30斤黄豆给工作组做菜。韦国清同志问,这些黄豆是从哪里来的。管伙食的同志说是县领导特批,不用粮食指标买来的。韦国清同志说:“现在干部群众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组不能多吃。要按规定付给粮票。”过了些时候,他又到锣抒的把衡公社调查,他明确交代,每人每天的伙食费不准超过4角钱。即使在县城,他也是到干部饭堂排队吃份饭,从不开小灶。
1964年至1965年间,韦国清同志到武鸣县的城厢区(后改称公社)梁同公社(后改称大队)蹲点调查,住在大同屯的黄健保家。黄健保全家9口人,只有夫妻两人是劳动力,收人不多,还要开支几个小孩的读书费用,生活十分困难,几乎每餐都是玉米粥和青菜;只有逢午过节,才煮些干饭。他家虽然有个菜园,种了许多青菜,但要换钱供小孩读书,好菜都拿去卖了,自己只吃红薯叶、牛皮菜、芥菜等。韦国清同志住在他家9个月,几乎是天天如此。黄健保也经常流露出很对不起的意思。但韦国清同志说:“我们工作队的同志都是农家子弟,过去吃过苦,现在也不怕苦,吃得苦,请你不要介意。我们4个工作队员交的伙食费,可以省下一些来买油盐或者买小孩的笔墨纸张,解决小孩读书的部分费用。”东家听了之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工作队中的武鸣县干部,见到韦国清同志在东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便买来些饼干,偷偷地放在他床头。他发现以后,给予严厉批评,并把饼干拿出来,同东家的大人、小孩一起分吃。之后,他经常教育工作队的同志说,我们国家经济困难还很大。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党员,要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只有同甘苦,才能共命运,共同努力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
时刻不忘人民群众疾苦
韦国清同志把人民群众的疾苦,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时时刻刻挂在心中。他在梁同大队蹲点,经过调查了解到,梁同是个产粮区,每年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比较多。但生产队给农民留的口粮,多的才有520市斤,少的仅有480市斤。而梁同人少田多,人均两亩水田,农民的劳动强度很大。特别是夏收夏种期间,社员们五更天就起来煮粥,天蒙蒙亮就提一桶粥下田,一直干到天黑才回家,体力消耗很大。韦国清同志说:“农民太辛苦了,总要吃饱饭才行。”于是,他亲自召开贫协会员、老农民座谈,问一家一户农忙时吃多少粮,农闲时每天吃多少粮。大家经过精打细算,都说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平均每人每年要留600斤谷子才能过得去。后来,他跟武鸣县委的领导研究,定出了一条总的思路,即鼓励农民多产粮,多留粮。多卖粮给国家的生产队,社员口粮每人每年可以留600市斤。生产队在分配时,可以先分每人每年520市斤;在完成国家的公粮和购粮的任务后,余下的可以拿60%一70%增加社员口粮,拿30%-40%作超购粮,国家加价收购,并奖售化肥。这个规定1966年在梁同实行。1967年就全武鸣县推开了,大大调动了农民产粮的积极性。
韦国清同志虽身居高位,但时刻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要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他在梁同大队蹲点期间,带来自治区农科院的水稻种植专家,为梁同大队推广当时早稻新的优良品种“广选三号”和培育壮秧、科学灌水、合理晒田等新技术,为水稻增产打好基础。他经常强调,工作队要抓好农田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为农业生产增强后劲。为此,他把当时在双桥搞农业四个现代化试点的同志找来,和梁同的干部群众一起,把梁同的山、水、田、路作好综合规划。他提倡,山上要种树,山脚办果园,田地要平整,使田地能灌、能排、能机械耕作。此后,梁同大队的农业生产是按照这条路子发展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此外,韦国清同志还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1964年国庆节后的一天下午,社员群众都按照队长的安排,到晚稻田里播绿肥;唯独他的女房东没有去。当晚收工回家时,见到她挑了一担白米进家。韦国清同志觉得奇怪,就问道:“你是去借米?家里没有粮食吃了?”女东家回答道:“不是的,老韦,我是去碾米的。我们梁同没有电,没有碾米坊,都是跑到河对岸的标营去碾的。河水浅时,我们膛水过去;现在水涨了,只好绕几里路过县城才到标营,不巧,今天碾米的人很多,要排长队,我整整等了一个下午才碾得米。我们家吃饭的人多,几天就得碾一次米,太费时费工了。”韦国清同志想,梁同的群众打柴难,碾米也难,太辛苦,也影响生产。于是,他把自治区党委工作队的贺亦然、管世新以及武鸣县县长邓维柞找来,研究如何解决梁同的用电问题。后来,经过与自治区农业笠四化”试点办公室主任徐维楷商量,把试点公社(后改大队)从4个增加到5个,把西津水电站的电拉到梁同来。此事确定之后,韦国清立即从工作队中抽出几个干部,专抓架设电线的工作。最后还把电线延长到邻近的合旗公社。1965年1月29日,梁同通电了。不久,梁同所属的下洞、大梁、五里、坛周4个屯都办起了碾米坊。从此,梁同的农民群众再也不用费时费工,跑到四五里外的标营去碾米了。
1965年1月的一天早上,地上结了厚厚的霜,田野一片白茫茫,寒气刺骨。生产队长黄光泰按照往常的出工时间,一大早就在村巷里大声喊道:“今天搞果园,男人挖坑,女人挑塘泥。”韦国清听不懂队长的武鸣壮话,就问身边的李培茂(时任中共武鸣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跟随韦国清同志工作)。李培茂告诉他:“队长安排今天的工作,男的挖树坑,女的挑塘泥。”他稍停片刻,叫李培茂把工作队下洞片长黄仁升找来。黄仁升来后,韦国清同志说:“刚才我到屋外看了,地上结满了霜,天.气太冷了,许多社员没有棉衣,出工太早了会冻坏的。你去跟队长讲一讲,叫社员先吃饱饭,等太阳出来暖和些了再出工。”黄仁升向队长传达了国清同志的话。队长就在村巷中来回大声喊道:“老韦说了,今天天气太冷,许多人没有棉衣,等太阳出来暖和些了再出工。”社员们听了都十分感动,都说老韦关心农民群众,象关心自己的父亲母亲一样。
同劳动人民一样流汗
韦国清同志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也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他在梁同蹲点时,已经年过半百,仍然坚持隔天参加半天集体劳动,同社员群众一起播种、插秧、耘田、收割,一同种绿肥、修水利、植树造林,深得群众爱戴。
韦国清同志在梁同第一次参加集体劳动,是到香山河边的田里种大蒜。社员们见到他年纪大了,没让他挑肥料。他说,我不挑肥料,也不能空手去呀。于是,他就拿起一把沙耙跟着走。到了地里,他同大伙一起打土、起畦、放肥料。因为田土整得不够细,社员们都是用一条小木棍来开小洞,而韦国清同志没带小木棍,就用手指来抠。没多久,手指头就被抠破了皮,渗出血渍来。但他不吭声,不停手,右手指破了,又换左手指抠。后来,一个工作队员找了一条小木棍给他,才免去了他这“皮肉之苦”。
1964年10月初,晚稻勾头了。生产队安排播绿肥。韦国清同志强调,梁同是第一次种绿肥,要严格按照技术规程去种,争取一次成功。他叫工作队中的农业技术人员,给社员讲清种绿肥的季节要求、种子消毒、拌根瘤菌、开排水沟以及施肥等等技术要领。他自己则亲自参加,亲手拌根瘤菌。然后光着脚下到烂泥田里,用手捧起一捧捧烂泥,认认真真地开出宽深合格的排水沟。他东家所在的第七生产队共种了3个半天绿肥,他都全部参加。
1965年的二三月间的一天,韦国清同志随第七队的社员上山种树。队长见他年纪大了,就安排他摆树苗、栽树苗。可是,一到山上,他就把房东小孩带去的一把锄头拿过去,挥起双臂锄土挖坑。工作队员几次想换下他的锄头,他始终不肯换。不久,天下起雨来了。队长黄光泰怕淋坏他,就对他说:“老韦,天下雨了,我们先收工回去,以后再种吧!”韦国清同志回答说:“天下雨不要紧,土软好挖坑,还不用挑水淋树苗,多好呀!过去不是有人说,小雨小干,大雨大干吗?我们继续干吧。”社员们听了他的话,干劲更足了。后来,一位工作队员趁他去拿雨帽的时候,才把他用的锄头换成了沙耙,让他培土栽树。黄仁升同志见到他手掌起了血泡,劝他休息。他也不肯休息,继续干。女社员姆庆余说:“我们天天做工,今天也觉得累了。老韦这么大年纪了,今天跟我们一样出力,满身泥汗。这样好的同志,打着灯笼也难找呀!”(作者单位:武鸣县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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