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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的常青树――王蒙访谈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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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14日下午，王蒙同志在家中接受采访。
采访者：张庆善、常丰威，文字整理：常丰威。）
常丰威：王部长，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主席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还题写了院名“中国戏曲研究院”，1978年10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更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部党组决定把今年定为建院50年周年。您在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时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后来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继续兼任院长，确实是体现了部党组和您本人对研究院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为了把今年的50年院庆搞好，院里决定出一本纪念文集，要对10位老领导进行专访，同时院里还要搞一个学术成果展览，并进行一些学术活动。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谈一谈在文化部工作期间，特别是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期间一些值得回味和难忘的事情，同时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发展和对现任院领导有什么希望。
王蒙：我和中国艺术研究院打交道还远在我到文化部工作以前，特别是跟《文艺研究》杂志早有联系。因为80年代《文艺研究》杂志经常发表我的一些文章。我想印象不错的话，有连续三年我都写了对年度短篇小说的综合评论。同时，我当时担任《人民文学》的主编，而《人民文学》又受中国作协的委托，主持和操办中国短篇小说的评奖。我的文章应该说还是写的比较用心的，因为他不是对某一个作品的评论，而是对一个年度的短篇小说的评论。
1986年我到部里工作以后，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调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班子。院里老同志老领导年岁都偏大了，需要做一些调整，有很多部里的同志和我讲，研究院能够对文化艺术起很大的作用，有一些老的专家是全国非常少有的专家，如戏曲、美术、音乐等等方面，所以我心里面还是非常重视的。当时我听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一些老同志的意见，也听了党组当时其他成员的意见，对艺研院的班子进行了调整。
我从《人民日报》请了李希凡同志来研究院主持工作，从人民大学把冯其庸同志也请了来，从门头沟调来一位在基层行政工作有点经验的刘颖南同志任党委书记，还从院里产生一位副院长薛若琳同志，组成了当时艺研院的领导班子。
后来希凡同志一直找我，让我兼院长，我不知道艺研院过去的体制，以后就形成了常务副院长负责制，实际上我是挂着院长名字，具体的行政工作我没有参与过，院的院务工作不怎么随便的介入。当然在部里边工作我也有责任，也应该多关心院里的事情，一个就是班子的事情，现在我觉得回过头来看，希凡同志这一段在艺研院还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对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随着全国推行学位制和学术论文的答辩。我参加过一次，是谁我已经记得不大清楚了，是关于戏曲方面的博士论文答辩，因为有很长时间，中国把学位制给扔一边儿了，得正常化的走起来，所以参加那次活动，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了我们研究院学术上的严格要求和我们应有水平的活动。我也参加了一些很重要的带有某种礼仪性、仪式性的活动，像给研究生颁发毕业证书、结业证书、学位证明这一类的活动我也参加过一些。我参加的意思是希望研究院保持那种严肃的研究，还有一些小的活动我也记得不太清了，像有些老专家老领导他们到了年龄了，该退休什么的也要见见面，坐一坐，还要交流交流，还去过一些老专家的家里进行过访问。特别是一个时期遇到社会上有一些个舆论或有些个说法，我就与我们院里的出版、编辑等有一些联系，用意是掌握正确的方向，避免误导和偏差，也尽量减少狭隘性和宗派倾向。
现在我也和院里边有一些个合作，特别是和红楼梦研究所和《红楼梦学刊》有联系，多次在《红楼梦学刊》发表文章、讲话，也还参加过红学会的一些活动，如在辽阳的、哈尔滨的、在北京的活动。还有和《文艺研究》一直保持着联系。文化艺术出版社是一直在和我约稿，虽说我和出版社具体干工作的同志也很熟悉，但是我还没有给文化艺术出版社出过书稿。
艺研院给我的印象是，这些年来在学术上是认真的，非常一丝不苟的做自己该研究的事情，艺研院还是有一个比较严谨的学风，什么赶浪头啊，追时髦吧，可都没有，也不进行什么炒作，我们的这些刊物也没有什么特别畅销的或是怎么样的火爆，但都是扎扎实实的在搞学术，我还是希望咱们越办越好，就院来说，其实我没做过什么真正的深入的工作。
张庆善：今天上午希凡同志还对我说，王蒙同志当部长的时候，还是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的。今天我们大家也带来了现任院领导和其他院里同志对您的良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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