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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秘密寻找李讷的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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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我是《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的一员。1966年夏秋，报社既要正常运转，又要搞运动，人力紧张，就把驻外地各军区的记者调回北京集中使用。我们组4个人先后回到了报社，就在北京市军内外执行采访任务。
梦中惊醒 接受任务
那是1966年10月间，一天傍晚，记者处副处长宋琼问我：“你有便衣没有?”我说：“有一件蓝色中山装上衣。”
“那好!你快到摄影组去，请他们给你拍一张一寸半的半身便衣照，马上把照片给我!”我跑到摄影组，穿上便衣，请他们照相。摄影组同志问：“你照这相片做什么?”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你们记者尽执行神秘任务!”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的“中央文革”常常指派《解放军报》记者做一些调查。这些任务都是通过《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记者处副处长宋琼分派记者去干的。记者之间互不通气，谁也不知道别人干什么，报社其他同志更不了解。
至于我自己这次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把照片交给宋琼，就回自己的临时宿舍休息。大约到次日凌晨3点钟，宋琼派人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叫我换上便衣到他办公室。
我进他的房间一看，宋琼对面坐着一位个头高大、戴黑眼镜的30多岁的人。
和我同时进来的，还有记者处内勤组的女同志金秀芳。她也穿着便衣。
一见我二人来到，宋琼便向我俩介绍说：“这是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我吃了一惊。
对于此人，“文革”前我毫无所闻。“文革”开始后，他一跃而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再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经常在各种会议上抛头露面，名字不断出现在大小报纸上，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那时我对他是十分仰慕，但难得一见，如今他竟坐在我的面前。我马上肃然起敬，还有些手足无措。
我远远地站着，笑着向他点头，我不敢靠前，也没有伸手同他握手。
戚本禹一点也不讲客套，他不同我寒暄，只看了我一眼，就对宋琼说：“年龄大了，大了!”
我莫名其妙，仍旧笑着站着。宋琼解释说：“在我们的记者当中，他算比较年轻的，而且比较有经验。”
他看到戚本禹频频点头，就转身对我和金秀芳说：“你们俩随戚本禹同志去天津一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由戚本禹同志向你们交待，你们听戚本禹同志指挥!”
说着分别递给我和金秀芳各一本证件。我接过一看，是北京大学学生证，上面贴着我的便装照片。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戚本禹说我“年龄大了”，那年我已36岁，装扮成一个大学生，显然是年龄过大。
我和金秀芳随戚本禹坐上他的小汽车离开报社，向东开去。车到西长安街，东方的天色已经发白。
戚本禹告诉司机：“到北京饭店停一下，咱们吃点早餐。”戚本禹的司机似乎很熟悉，他带领我们进了饭店旧楼下一个小餐厅，大概是汽车司机吃饭的地方。戚本禹点了饭菜，四个人默默地吃起来。
我心中纳闷，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呢?金秀芳没有外出采访过，这次为什么要带她出来?
吃完饭，戚本禹打发司机去结账，他开口向我们交待任务了：“老人家有个小女儿，是江青同志惟一的亲骨肉，你们知道不?”
“知道，是不是叫李讷的那位?”我回答道。
“你见过她?”
“没见过!”
这时金秀芳笑嘻嘻地插话了：“我见过她的照片，前几个月，宋副处长给我一张她的小照片，叫我给她办一张《解放军报》记者证。我给她办了，可没有见过她。”
戚本禹说：“对了，就是她!现在她离家出走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本来她想到外地去串连，江青同志不放心，不允许她出去，不料她不辞而别，她多天无音讯。老人家很着急，她是老人家最喜欢最疼爱的孩子!”
我恍然大悟似地插嘴说：“我们到天津去找她?”
戚本禹说：“就是!她从天津来了一封信，说她在天津。这次我们到天津找到她，先劝她回来。如果她不想回来，你们二位就跟着她，她到哪里你们就跟她到哪里，陪伴她，照料她，要保护她的安全。”
原来如此!我和金秀芳毫不犹豫，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坚决完成任务。”
当时我们二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没有想到这件事责任无比重大，都很高兴也很荣幸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事实上也不容我们多考虑，我们都是革命军人，习惯于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还是共产党员，金秀芳也在争取入党，对于如此光荣而重大的直接为伟大领袖服务的任务，难道还能说二话吗?
茫茫人海 四处碰钉
车子向天津开去，戚本禹和金秀芳坐在后排，我坐前排司机旁边。
路上，戚向我们介绍李讷的情况，说她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如今在中央文革工作；说她生活非常俭仆，不讲究穿，不讲究吃，像普通干部的子女等等。
戚也询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是山东半岛人，什么时候参军入党，参加过哪些战役，什么时候当记者，等等。
我也反问他的情况，他回答比较简单，原来他是山东威海人，和我可算大同乡；而且他也36岁，和我同龄。
车到天津市中心，大约是上午8点钟。
戚本禹叫司机把车开离大街道，找到一条僻静的街，在一个中学的门口停下。
他叫我们在外面等着，自己进了学校。
这条街和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我早已忘记了，只记得行人甚少，比较冷清。
大约过了20分钟，戚本禹从学校里走出来，满脸的不高兴和失望，对我们说：“她写信没说实话，她根本不在这里，这里已经没有外地来串连的人了。”
他转身对司机说：“到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很热闹，校园内人来人往，有住在校内的外地的学生，还有本市来看大字报的人，大字报的碎片、传单和垃圾遍地都是。
我们找到学校的接待站，自称是北京大学的，来这里找人，请他们把接待登记簿拿出来。那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向我们要证件看，他打量我们一番，然后说：“你们北大的老师也出来串连啦?”
他显然不认为我们是学生，而是把我们当成讲师和助教了。
冒充学生，我们3人的年龄和形象，明显是不合适的。
接待登记簿一大堆，我们3个人动手翻阅，主要查看近十来天的。戚本禹告诉我二人：“她叫李小江，就找李小江!”
我们一本一本地翻，一行一行地查，一个姓名一个姓名地看，查了一个多钟头，看得头晕眼花，就是没有查到“李小江”。
戚本禹大概也累了，提出到外地女学生住的地方去看看。
我们走进女生宿舍，看到不少外地来串连的女学生，但看不到我们要找的人。所有的宿舍都很肮脏，空气污浊，臭烘烘的，很难想象我们要找的人就住在这里。
中午，我们在一间小饭馆吃饭。我忍不住说：“既然她会改名字，又不写明住地，天津这么大，学校这么多，我们这样毫无线索地找，像大海捞针一样……。”
不等我把话说完，戚本禹就哈哈一笑插断说：“你是不是说，我们应当取消这次任务?”我连忙解释：“我不是说不再找，但这样找很难有结果……”戚大概也觉得我的话有道理，就不再说什么。
下午，我们继续跑了一两所高等院校，校名我记不清了。反正进了学校先找接待站，翻阅接待登记簿。也不知查阅了多少本，都没有发现“李小江”。只在一个学校的登记本上，发现了一名叫“李小香”的，也是位女性，但年龄和其他项目都不对，而且人早已离开，不知到哪里去了。眼看着找不到人，戚本禹又交给我们一项任务，收集各种传单。
天色已经很晚了，街上的路灯亮起来，行人越来越少。戚本禹说：“咱们找个部队给北京挂个电话吧!”
我长期驻广州军区，对天津驻军情况不熟。这时金秀芳说：“找66军军部吧!”金秀芳长期在北京工作，知道一些驻天津部队的情况。
我们找到66军军部值班室。值班干部见我们三位穿便衣的人闯进来，开始神色有些紧张和戒备，后来见我和金秀芳掏出《解放军报》记者证和工作证，就变得相当客气。戚本禹也有证件，还不止一个，我只看到他有一本《光明日报》记者证，上写姓名为“向东君”。
这时他什么证件也没有拿出来，全靠我和值班军人交涉。我说要向北京打电话，值班军人同意了，戚本禹就拿起了电话。我已记不得他怎么要的电话，不久就接通了他要找的人，头一句话他就说：“她骗了我们，她写的通讯处是假的……。”
他把在天津活动一天的情况给对方讲了，我当然不知道对方讲了些什么。戚放下电话对我们说：“走，咱们回北京!”
我忍不住问戚：“你跟谁通的电话?”
他说：“跟她妈妈!”
她妈妈?她妈妈不就是“敬爱的江青同志”吗?戚本禹跟江青讲话怎么这样随便和放肆呢?
我有点不相信，便傻乎乎地问：“是她妈妈本人吗?”
“是她本人!”
我们辞别那位怔怔地瞧着我们三个不速之客、有些莫名其妙的值班干部，出了66军军部大门就往北京奔。
在车上，戚本禹突然说了一句：“她妈妈叫我带着她、管着她，我一个人哪里管得了!以后交给你们胡痴管去!”车在京津公路上行驶，我们三人都哈欠连天。
回到北京，已经过了午夜12点。
戚本禹把我们两人送到平安里3号《解放军报》社大门口，说声“再见”就走了。此后，除了在几次大会上远远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我再没有接触过他。1968年初，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我更是无缘同他“再见”。
回到报社，按照记者处领导的规定，我没有向别人讲我的天津之行，报社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我去过天津。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
金秀芳从天津回来后，宋琼副处长又派她同两位刚从部队调来的年轻力壮的记者一道，再一次外出找李讷。他们3人从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杭州，还是没有找到，只好无功而返。这是以后金秀芳告诉我的，我想这必是江青坚持要派人去找。至于为什么要到上海和杭州找，金秀芳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因为有纪律，我不便多问，金秀芳也不便多说。
现在有些报刊文章说，李讷是1965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的；还有的说，李讷在“文革”期间外出串连，一度同家里中断了联系，江青下令派人寻找，最后由《解放军报》记者在上海找了回来。
事实真相是她自己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她父母身边。她真正到《解放军报》工作，是1966年11月、12月之间。
不期而遇 她竟然到军报来工作了
11、12月之间的一天，我外出采访回来，我的直接上级、报社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组长杨子才同志，突然对我说：“你上次到天津找的那位同志，现在到报社当记者来了!她如今的姓名叫肖力，你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千万不能说出去，要保密。”
惊奇之余，我很快找到肖力同志所在的办公室，远远望去，只见她身穿新军装，白净面孔，端庄大方，脸的轮廓像她爸爸，戴着白框眼镜，眉眼有些像她妈妈。
原来她是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高兴。能和伟大领袖的亲人在一个单位工作，我们是多么幸福呀!
以后我经常同她见面。我们都住在报社办公大楼的五楼，那是筒子楼，住在斜对面，可以说是朝夕相见。但因上级没有安排我同她合作采访，我就没有主动找她谈什么。每次相逢，只点头微笑而已。不知谁告诉她，我曾到天津找过她，有一次她正吃炒花生，就随手抓一把塞给我，以表示谢意。
我顺便问她：那次你跑到哪里去了?
她说：“我爬泰山去了。”
接着又说：“这次外出，对我锻炼很大，要自己找车坐，自己找住处，什么事都要自己干，长了很多见识。”
当时我听了很感动。她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拒绝养尊处优，真不愧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优秀女儿。我想起了社会上流传的毛主席给李讷的题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李讷同志正是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认真实践的。
可是，她的身份在报社要长期保密是办不到的。
“文革”以来，报社有的记者如杨子才等人上天安门城楼采访，见过她在伟大领袖身边；有的摄影记者还为她父女拍过合影。同时，她自己要长期隐姓埋名，也是不可能的。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变化，她身不由己，到报社不满2个月，就挺身而出，自我揭开了庐山真面目。1967年1月13日，她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带头一举把胡痴、宋琼以及杨子才等人揪了出来，“开创了《解放军报》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
由她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左右了军报的运动，同时，她担任军报版面组组长(后担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执掌军报编辑出版大权。从我奉命寻找“北大学生”李讷，到李讷掌握军报大权，时间不到2个月。当然，几年之后，李讷同志离开了军报，又经过若干年，胡痴、宋琼等人都获得了“解放”和平反，杨子才九十年代初期还当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这都是后话。
同时，随着“文革”的发展，我对许多事情和人物的看法也逐步深化。我庆幸那一次到天津没有找到李讷，没有执行那个神秘而又神圣的使命。如果在天津找到了她，并陪伴她到各地去串连，以后的遭遇真是难以设想。倘若在路上有一星半点差池，出点什么闪失，我如何说得清?以后想到这一点，想到那个担子的千钧之重，我很是后怕，甚至有些不寒而栗!至于那本北京大学学生证，我曾经保留了几年，却一直没有拿出来用过，后来把它毁掉了。现在我很后悔。我虽然不是货真价实的北京大学学生，但那本学生证却是真的，上盖北京大学的钢印，无疑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掌权的聂元梓那帮人奉“中央文革”之命给办的，至少可以作为一件“文物”保存下来，以纪念我那次不平常的天津之行。
(责任编辑：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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