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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母亲杨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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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然是作家杨沫的长女，在这本书里，收录了徐然在不同时期回忆杨沫的文章。本书内容的主体是发表杨沫写给徐然的163封书信以及徐然对一些重要的信件所作的“解注”，此处摘录的三节都是出自徐然所作的这些“解注”。
杨沫与白杨：因《青春之歌》而起纠葛我母亲是兄妹四人，因为我的二姨妈不足20岁去世，与母亲相伴今生的便只有我的舅舅杨高岱和三姨妈白杨了。
母亲有一封写于1980年5月的信，提及她到达上海，住在了白杨姨妈家中。这并不是母亲首次居住在白杨姨妈处，50年代初，母亲身体不好，就曾久居上海，吃、住、医疗都受到胞妹照顾。而且解放初期，三姨在北京北池子附近买了一个院落，立刻就把她的哥哥姐姐———我的舅舅和我们一家安排住进了这所整齐舒适的四合院。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一阔脸就变。对这点，想必凡来人世走一回的，必定各有见识。是的，有的人一成名、一发财、一得势，何止是不认旧友四邻？连“六亲”都不认者，也不罕见呢！而三姨白杨，30年代就因主演《十字街头》而一举成名，成名了的她却从未忘记手足之情。
母亲多次说到她与妹妹间的姐妹深情。
“七七”事变后，母亲投奔姨妈去往上海，上海也响起抗日的炮声时，母亲决定回我父亲的老家河北，寻找已到达抗日根据地的丈夫。临行时三姨帮母亲打点，钱、路费，自然也是三姨资助。母亲后来这样对我叙说她离开上海的情景：“我真傻！你三姨给我的钱，大部分我都打在行李里办了托运，只抱着你，提着一包尿布。火车开到南京，行李却没有到，我天天到车站打听行李到了没有。日本飞机不停地轰炸，有一回在火车站差点把咱们炸死！我知道不能再等行李了，钱，珍贵的照片，什么都丢了……”
是从妈妈这些本意并非描绘白杨姨妈的叙说里，我才知道，是因为得到白杨姨妈的帮助，母亲才能北上参加抗日战争的。虽然三姨给的钱大部分丢失了，那却依然是姐妹情深的明证。
据我所知，虽然母亲和白杨姨妈是相亲相依的同胞姐妹，但她们之间也并非全无矛盾，她们矛盾的起因是因为电影《青春之歌》。
1958年末，为庆祝建国十周年，《青春之歌》由有关部门确定推上银幕。三姨得到《青春之歌》将拍电影的消息，曾数次来到北京，争取饰演该片的女主角林道静。众所周知一部片子的演员取舍，决定权在导演。而著名电影导演崔嵬先生（任《青春之歌》导演）认为，林道静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而白杨的年龄偏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三姨希望作为原著兼编剧的姐姐杨沫，能够施加影响，给她以帮助。据我所知，母亲确曾做过努力，向方方面面反映了白杨的希望，然而她的努力没能奏效。以后，她又曾给白杨姨妈出主意，让姨妈去找找夏衍等文艺界领导同志，三姨是否听从母亲的意见？是否找过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我不得而知。但事情的结局是尽人皆知的———白杨姨妈未能在电影《青春之歌》一片中担任主角。《青春之歌》于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时公映，由于崔嵬先生成功的导演，和影片优秀的演员、摄影阵容，以及女主角谢芳女士的成功表演，这部电影获得一致好评，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优秀影片之一。
只是，知道三姨曾热切盼望出演《青春之歌》的内幕，我的内心就有着久久的遗憾和遐思：1958年，三姨还不到40岁，还记得那段日子她一次次到北京来的情景，姨妈梳着带刘海的马尾独辫，白皙的面容，优雅的身姿，我眼中的她，还是那样的美丽年轻。她若饰演林道静，谁知道会创造出怎样的一个林道静呢？也许曾经历过30年代又了解作者———姐姐杨沫的她，也能塑造出一个有魅力的林道静来？
就是这件事，白杨姨妈伤心了，一个时期她曾怪怨姐姐没有为之尽力。母亲曾神色黯然地对我说过：“你三姨来北京了，都不来看我……”
当然，因为深深的姐妹亲情，最终三姨还是和母亲言归于好。90年代后，母亲和姨妈渐渐步入高龄，她们先后都坐上了轮椅。有时姨妈来到北京，却因为同卧病榻，而无法相见。作为母亲的女儿，我便常常成为她们的联络员。
1995年12月10日上午10时许，弥留之际的母亲急切地向我表述着某个要求，她挤眼、努嘴，摇头，却说不出。守在病榻前的我安慰母亲说：“你是不是想见三姨？她来过了，你当时没有醒……”这时，久已不言的妈妈忽然迸出一句：“没有！”
是的，白杨姨妈没能和姐姐做最后的诀别，姨妈因为脑血栓这时已瘫痪在床，母亲辞世9个月后的1996年9月，姨妈长逝于上海。
关于老舍和邓拓
母亲曾经深情地对我谈及老舍先生，悲痛地忆及他的去世。老舍先生1966年时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这就使他成为“造反派”们的首选打击目标。1966年8月23日，老舍、萧军、骆宾基等二三十个人被“揪出来”批斗。
那一天，母亲还没有被“揪出来”，但是她必须表现出参加运动的热情———她不能离开这“斗争的前线”。那天直到深夜11点，她才拖着疲惫已极的身心，返回家中。
拨乱反正后的1981年，母亲与老舍夫人胡青女士同参加一次会议时，胡青向母亲补叙了母亲所不知道的那个1966年8月23日夜的后来：那一夜的1点多钟，胡青接到市文联什么人的电话，说老舍被送到了西长安街六部口派出所了。胡青赶到那个派出所，看到了憔悴受伤的老舍先生。他们回到家，老舍先生倒在床上，没有多说话。第二天一早，老舍起床，没有吃早饭，只对夫人说：“……我到单位去了。”夫人劝他不要去了，他却昂然迈步走出了家门。
老舍先生从此没有回家。
使我对母亲所叙述深深不能忘怀的，还有妈妈与胡青在那一次相聚一室时的几句对话。那一次妈妈告诉老舍夫人：“听当时革命委员会的人说，是怕红卫兵把老舍先生打坏了，才想出这个权宜之计，把他送到派出所保护起来……”听到妈妈的话，胡青睁大眼睛说：“要是他知道真相是这样，他也许不会……送他上派出所，他可真受不了呀！他不能理解，他这个堂堂正正的人民作家，竟要像流氓小偷一样给送派出所！”
根据母亲所言，我一直以为导致老舍先生愤而离世的直接导火索，或许还不是白天红卫兵的批斗，使他真正觉得绝望的，应该是被送派出所———也许那是某些人的好意？但是他们忘记了“士可杀，不可辱”的这一句中国老话。因为挨批斗的毕竟是多个作家，而送派出所的却是老舍先生一个。无论如何，事实是，自尊、自爱、倔强的一代文豪老舍先生以死来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那时，妈妈不得不烧毁了老舍先生赠送她的一幅诗作，以及邓拓先生送给母亲的数幅对联和条幅。这是妈妈心头永远的遗憾。老舍先生的诗比较长，是亲笔写在一张宣纸上，母亲得到后，裱好，珍重地挂在了自己卧室的墙上。邓拓先生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母亲与邓拓先生曾同在《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所以，早已是老友。邓拓是不可多得的才子，母亲得到他的墨宝，是珍重无比的。然而，两位人杰相继辞世，他们的名字在当时是有多么可怕。因此，父母亲不得不烧掉了这些珍迹，而且一再地为和老舍、邓拓的这些交往写着检查，交待与他们这些人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后，母亲在自己的作品中、话语里，一再表示着为自己未能保存下来这些诗幅而心痛。
您无需再为贫穷而心酸
90年代初，我忽然想到整理一下往日存放的大量信件，这其中自然就翻出了妈妈写给我的数百封信件。妈妈得知后，说想看看以前写给我的那些信。
后来，当她把这些信交还给我时，若有所思地说：“不知怎么的，读这些信，我很心酸！那些年代，咱们国家真穷呵！咱们家还算好的，还过的是那样的日子，一般老百姓该有多难！……”
整个六七十年代物资的匮乏，是人所共知的，但有人总以为杨沫是大作家，有稿费，穷不到她。比如，有个读者曾写信给母亲说：“您的钱有如西江之水，流淌无尽，请能分我一小瓢……”其实并不是这样，有那么一段时期，父母亲的存款被查封，工资也曾被停发，母亲耍了个“小心眼儿”，她把手头仅有的1000元钱，让一位亲人埋在了家中院落的一角。后来母亲给放回家，再去寻找这1000元人民币时，钱却已经不翼而飞了。
也还记得，妈妈对我说到她年轻时代的“穷”。那是30年代后期，她和爸爸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就靠爸爸在《世界日报》做掩护身份的小职员的一点收入维持生计。恰巧刚出生的我又生了病，他们没钱给孩子看病，就向房东“柱子妈”借了当时的30块钱。周围的人因此奚落我母亲：“还给她看什么病！小点点月子孩子就借钱看病，命好不了！”父母亲并没有力量归还房东这30块钱。不久他们离开北平，到解放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直到1949年再进北京，妈妈几经寻觅，终于找到柱子妈，才归还了这一笔欠款。
在我长大成人后，母亲提及这件事，依然颇有感触，她说：“幸亏借了那30块钱，你才长了这么大，我要听那些人的话，就没你啦！”还是这件事，母亲还曾悄悄问我：“我给了柱子妈30万块钱（合现在的人民币300元），可是借了人家十来年呀！你说给人家的是不是还是少了点儿？……”
是在欠债还钱以后，善良的母亲还有着这样的忐忑不安，那么，在奔波抗战的十余年间，背负着30块钱的欠债母亲，心头又该有着怎样沉沉的歉疚？！
妈妈五年前辞世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月工资千元。她已经很满意，很知足。我却十分地遗憾———妈妈没能看到2000年共和国的今天，这是怎样突飞猛进的共和国的五年呀！此刻，我家的每一间卧室都放置着大型彩色电视机，我们的楼前楼后停满了私家汽车，我的刚刚大学毕业的小儿，月工资是3000元……妈妈，请您安息，您无需再为祖国母亲的贫穷而心酸。 来源：http://www.sw5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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